谢泓会长：在混乱中建立新秩序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在混乱中建立新秩序”，灵感源于一条视频：美国有位明星喜欢打中国麻将，主持人问她“为什么玩麻将”？她的回答中有一句非常精辟：“麻将是在无序和混乱中建立新秩序的一种游戏”。我看了视频后大有感触，于是借用作为题目，和大家分享关于新秩序和新机遇的思考。

　　为什么说我们在“混乱”中？从全球来看，中美博弈、“去中国化”与资源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世界产业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一系列变化接踵而至，短期内应对起来难免“乱”。

　　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关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考。中国凭什么有机会崛起？新秩序如何去构建？想找准路径，需要找到人类工业文明的主航道。

　　我最近与一位专家探讨第四次工业文明。过去，从第一次工业文明到第三次工业文明，有三个重要判断标准：一是我们发现了什么样的机会？二是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生产力？三是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生态制度去保证生产力持续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球化，是因为大量贸易形成了规模效应，就有了生产力。而创新必须有“分摊”，通过规模分摊创新成果，就有了织布机和蒸汽机，也有了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带来了现代工业化，还有技术发明、科学理论。特别是美国在二战以后，集聚了全球很多科学家，形成了创新理论。有了理论创新，才能实现革命性突破，带来全新的增长力。

　　与工业文明主航道息息相关的，还有工匠精神。比如德国，原来是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但德国创新形成了双元制教育，使大量工匠进入制造业，支撑了德国制造业的发展。再看日本，采取古代师徒制，也不解雇员工，带来的好处是，员工在某个岗位上一做就准备做一辈子，没有浮躁心态，有的是精益求精。这也是日本工业体系形成的关键之一。

　　以上，是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工业文明主航道。沿着这条主航道，中国是否能够在第四次工业文明里迎来并引领新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呢？

　　解构过去、思考未来，发现新的文明需要有一些内容，包括：

　　一是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通过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有了形而下，才有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可以解释世界。能解释世界，才能获得改造世界的权利。那之后西方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发现和理性主义的发展，都与文艺复兴有很大关系。变革，需要有相应的思想解放做配合。

　　二是新教改革带来的新社会伦理。曾经在西方，经商、经营等赚钱行为是“犯罪”，人死之前要赎罪才能上天堂，这扼杀了商业进步。我觉得文艺复兴最大的贡献之一，是让商业的理性主义替代了教徒对于知识的解释。后来包括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出现，解释了商业来源。慢慢的，新商业伦理成为推动商业进步的力量。

　　三是开放社会的理论与技术创新。人类进行发明和创造，大多需要不一样的状态。思想更加开放的环境、有利于创新的氛围等，都能为技术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我觉得以上三点，是历史上一次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背景。未来，我们的社会是否存在这些可能性？有待进一步思考与印证。但可以确定的是，新秩序必将出现。

　　随着新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一些新的机遇值得中小企业高度关注。

　　首先是专精特新与隐形冠军。我们会员企业70%是专精特新企业，它们中很可能产生未来的隐形冠军。在国外，从专精特新到隐形冠军，必须在一个州里排名前三，或者规模不少于50亿欧元。当然，标准不是绝对的。德国就有不少另类隐形冠军，比如博世，很多单品都做到了隐形冠军。

　　而我们的专精特新企业和国外的有一些不同。譬如，德国的专精特新企业不少是传承型的，家族一百多年传下来，给宝马、奔驰做螺丝钉或者某个零部件。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则带有创业性质，其创新性与德国的不一样。

　　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可能专注的不只是单品。举个例子，我们一家会员企业的焊接材料取得了纳米级突破，被某大企业客户纳入供应链体系。客户要求的不仅是提供一个单品，而是希望企业把这类技术的相关产品全部做一遍，那可能是三个、五个甚至十个不等。

　　但无论是哪种性质，从专精特新到隐形冠军，只有抓准机遇，在座的都有机会。

　　其次是规模经济与产业集中度。疫情发生后，世界产业格局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过去是按照全世界产业分工、全球化塑造的格局：美国做标准；德日做先进制造；其它国家做比较好的制造；中国做设备制造以及基于原材料的第五层，一开始是原设备制造（OEM），慢慢也有了原始设计制造（ODM）的内容。从全球产业链来看，我们的分工属于价值链比较低端的环节。

　　比如，最近我们和广发证券联合推进的关于机电产业的研究就发现，全球机电产业存量规模大概是1万亿，其中中国占7000亿，日本等国占2000-3000亿。但这当中，70%的价值链是由日本等国做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原来的产业分工体系下，上游主要是日本、德国等的企业。

　　为此，我们要做价值链分析，把原来的产业价值链提高。如何提高？在人类工业文明主航道上，规模经济是技术进步的动力所在。所以我们对1万亿的机电产业进行梳理，研究日本在哪些领域占有这么大的价值链，然后再联系北上广深等城市的相关技术研发单位，希望整合对方的技术促进中国机电产业发展质量提升，实现以存量引增量。

　　随着产业发展，未来可能既有美国标准体系，又有中国标准体系。中国现在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不够，但通过五到十年的发展，将会慢慢也形成自己的产业格局。而产业集中度，将是未来产业提升的关键之一。

　　再次是数字化对产业的重塑。有专家曾提出，未来只有一种企业，那就是数字化企业。个人认为，数字化企业有几个阶段：一是财务数字化；二是管理数字化；三是阿里等企业产生的业务数字化；四是类似希音公司的产业数字化。

　　前面几个阶段的数字化，都属于工业化的延伸，目的还是降本增效。但未来的数字化本身不是一种商业模式，数据是为商业模式提供支撑和服务的，最后一阶段的产业数字化，将对原有的产业结构、产业模式、经营模式进行全新颠覆。

　　成立13年的希音，如今做到2000亿，规模与1975年成立的ZARA相当。为什么希音模式更有竞争力？因为它的链条更短。从生产厂家到消费者，原来要通过品牌商、渠道商、分销商、终端店，其中需要很强大的物流体系。希音出现后，从生产到品牌，然后就到消费者。

　　产业数字化是很好的发展模式。如果像希音这样的公司大量存在于世界范围，可能会对过去几百年西方所形成的商业体系造成巨大颠覆。但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短板和不足之处。

　　要建构新体系，原来的结构慢慢被打破，新的结构还没有形成，就可能出现五到十年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可能会像打麻将一样混乱，“糊一把麻将”也许要五到十年，这段时期会非常痛苦。

　　重新构建自己的一套体系，必然会产生很多机会。我最近专门走访了80后创业企业家，他们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与传统企业家非常不一样。这些人天生就有全球化的格局和视野，不仅满足于某个订单的毛利率。

　　业态已逐渐变了，企业从成立开始、从今天开始，就要考虑自己的竞争力在哪里，站在全球的角度重新拟定战略、配置资源。特别是广东的外向型企业，未来不能停留在过去国内企业的身份和地位，而是要从成为一家全球化企业的高度出发，去思考自己的存在感和竞争力。

　　最后是产业垂直。一方面是混乱，一方面在建构，抓住产业垂直所带来的机会，就有可能建构未来新产业。一个垂直产业，产生的规模是以千亿计的。

　　我们最近与中科科创帮助南海引进了两家互联网企业。刚开始两个项目不愿意到佛山，后来被打动：“如果不到佛山来，不与产业深度融合，企业就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如果能够与产业深度融合，才有可能成为像希音那样真正走向国际的互联网企业，并且通过产业链垂直实现规模上几百亿、上千亿”。

　　未来中国有可能出现这种新的经济业态。那么，传统制造业做产业数字化，最好的路径是企业家作为产品经理，开始用数字化思维重构业务，因为每位老板对自己的业务场景都非常熟悉。数字化不是管理、不是业务，而是创新，一旦拥有这个工具，我们会员中数字化企业的队伍相信就会陆续壮大。

　　以上是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和思考的理论发现。我们一方面要在混乱中寻找、建立新秩序，另一方面要去除对混乱的恐惧、对原来确定性的依赖，抱着对未来开放的、坚定信念的心态，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