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笔者上次去日本时间已有六年，记得当时我在唐招提寺一待就是一天，不是因为鉴真大和尚，而是因为东山魁夷对于纯朴的美的追求。
读大学时候我就很喜欢东山魁夷的作品。我阅读过很多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感受到当人类在追求极致的完美与理想时候，反而会让“秩序、礼貌、和善去掩盖狂暴的另一面。当和善与残暴，怯弱和戾气，从容与窘迫，精明与愚蠢，忠诚与叛逆，精细与粗犷，谦卑与桀骜，贤良与豪放，堆砌在一起。撕裂自己，撕裂世界，只在于不经意的裂缝中”（引自笔者文章：“失忆的奈良”，2020年）。
高市早苗的高票当选，让中日关系进入全面的博弈阶段。在世界政治基本右倾的背景下，日本民众也做出了符合未来世界倾向的选择。只不过当下的选择，似乎存在更多的中国因素。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千年的交往史写满了学习、竞争、战争与合作的复杂关系。今天，我们正目睹这两个东亚国家关系又一次进入深刻的“关系调试期”。与以往不同，这次调试的背景似是中国崛起与日本焦虑的叠加，也是美国因素深度嵌入与地区秩序重构的交织。这是一场没有先例可循的、高位平衡的艰难博弈。回望历史，中日关系的上一次重大调试，当属甲午战争前夕。彼时，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为确立自身在东亚的霸权地位，主动调试对华关系，其结局是一场改变两国国运的战争。
今天，调试关系的主动轮似乎转到中国手中——随着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军事实力显著增强，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在迫使日本重新评估其周边环境。但这种“主动”并不意味着中国掌握着全部的主动权，因为美国因素或明或暗始终在场。美国也极其需要通过日本这样具备竞争力的国家对中国的实力进行一次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测试。似乎中日之间也没有办法避开这种残酷的游戏。当前中国对日本的不满，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台湾问题上，日本政界“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论调日益露骨，并且，日本不断通过各种经济或民间关系，搅动两岸关系，不断触碰中国的核心利益红线。
其二，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日本几乎全方位倒向美国，从“印太战略”到半导体出口管制，政治安全逻辑压倒经济理性。
其三，在国际多边舞台上，日本积极进行“价值观同盟”，塑造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
这三大矛盾，构成了当下中日关系紧张的结构性根源。值得注意的是，过去长期支撑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逆转。经贸往来曾被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即便政治关系冰封，巨大的共同利益也能维系基本盘。
如今，一方面，当日本追随美国限制高端技术对华出口，当供应链安全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经济关系便日益沦为政治关系的延伸。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发展在政治方面也有新的诉求，不止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就。既然政治互信的基石松动，经济合作的楼阁便难免倾斜。
这背后，折射出两国对双边关系基石定位的变化——中国是否仍将经济互利视为改善关系的首要抓手？日本是否已决意将政治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上？从安倍晋三到岸田文雄，乃至高市早苗，日本政坛的更迭并未改变对华政策的总体轨迹。精英层的战略选择日渐清晰：面对一个日益强大且与自身政治体制迥异的邻国，强化日美同盟成为获得安全感的“最优解”。
与此同时，两国民意的持续走低，领土争端与历史问题的周期性发作，也为强硬的彼此政策提供了社会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关系的政治基调确实已做出某种“选择”。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选择并非一劳永逸。中美关系的走向、日本经济的实际需求、地区国家对和平与繁荣的共同渴望，都构成了制约因素。彻底“脱钩”对日本产业界影响应该巨大，而爆发直接冲突的后果更是双方都无法承受之重。因此，展望未来，中日关系很可能进入一个漫长的“高位平衡”期。紧张与摩擦将是常态，危机管控机制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
这次调试的最终结局，将不仅决定中日两国的命运轨迹，更将为东亚乃至世界的秩序投下深远的影响。而与日本的调试，实际也是中国与更加广泛的世界关系测试的一个开始。
在博弈中寻找共存之道，在竞争中避免冲突之祸，这是历史赋予两国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艰巨考验。
总说一衣带水，但有时候就是斩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一千年的东渡与曾经无间的交流，今天却有难以弥合的裂痕。历史呀，总有它的宿命。你说人类有智慧，但往往历史就是这么无解，兵危扰攘的事总是避无可避，以至于昔日络绎不绝、香火鼎盛的唐招提寺，今日却平添多了几分的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