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期与香港的一些机构有些接触，感受到香港的某种迷茫。
笔者本人是非常喜欢香港的，狮子山精神，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这应该是香港长盛不衰的力量之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01
香港曾经的繁荣与迷茫
香港的繁荣始于上世纪50年代从贸易型城市向工业化转型，60-70年代形成强大的出口制造业，并曾经连续多年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80年代，制造业成本上升促使香港向服务业转型。金融、贸易、航运业快速发展，1984年服务业占GDP比重升至68%。
香港一直是中西方文化、制度、经济交汇的地区，但在西方文明、经济主导全球化发展的格局中，香港的主流经济体系显然还是西方为主，中方为辅的。
无论是冷战时期通过香港实现转口贸易，还是改革开放的“三来一补”及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香港一直扮演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重要的角色。
而随着中国内地经济、技术的崛起，香港所扮演的中间角色身份越来越弱。并随着地缘政治博弈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香港确实有些迷茫。
不只是香港迷茫，全世界都在迷茫。中国经济的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变量，已经让全世界的经济、政治版图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实际上，香港所扮演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即是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定位，指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利用国际化、法治化及专业服务优势，充当中国内地与世界之间的双向桥梁角色。
在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中，香港的角色已有设定，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角色与地位，还在重构中，香港就难免出现定位的不清晰。
02
香港可以在中国新经济发展中找到新定位
笔者今年年初在《经济观察报》专栏文章撰文《锚定十年》，分析了中国经济未来的确定性在哪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持续创新、数智经济与国内新消费。
笔者认为香港可以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中找到新的定位。
一是服务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香港处理全球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拥有1万亿元人民币流动性池。企业可通过香港离岸账户实现资金自由流动，提高内地企业的资金结算效率，实现香港的CIPS系统和转数快（FPS）与内地支付系统互联，支持实时跨境汇款。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协助国家提升人民币结算与国际化。通过粤港澳经济一体化，为珠三角高端制造业、品牌企业、绿色制造企业提供一揽子的融资、债券服务。鼓励中国的国际化企业在香港设立国际化总部。
与内地的高端制造业企业合作，提升内地企业的服务贸易水平，提升内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其中包括标准、解决方案、综合情报、全球资源整合与资本配合。
二是发挥香港大学研发机构的作用，与内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做深度合作。香港大学的经费充足，香港大学的教授及研发团队自由度较高，内地制造业场景非常丰富，应用创新能力世界首屈一指，应该有很多的合作领域与空间。香港大学与内地企业的合作，也可以弥补中国大学及科研机构科技非市场化价值取向问题。
三是品牌孵化基地。香港法律制度、市场制度完善、办事透明，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品牌崛起的基础。香港品牌可以通过全新的塑造，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新品牌。结合香港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大湾区先进制造业，可以将香港打造成为世界级品牌孵化基地。
03
可以成立香港未来中观智库
笔者认为，基于香港目前的经济底座与中国内地未来发展的方向并未完全打通，加上香港与内地的沟通远不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粤语连接，内地包括广东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家，比较拥有话语权的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对香港理解也非常有限。
香港与中央层面的沟通很好，但偏宏观。与广东省层面的粤港澳的合作又偏重技术细节。笔者认为，香港应该就香港的未来与中国新经济的发展组建基于中观层面的智库。
其顶层设计定位是成为国家全球化战略的对接器。依托香港“超级联系人”角色，聚焦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一带一路”项目风险治理、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等中观层政策转化。
整合国际规则经验（如CPTPP、DEPA）与中国实践，为内地制度型开放提供“压力测试区”方案。
通过政策转化实验室，将宏观政策（如“新质生产力”）分解为区域产业协作路径。通过风险预警中心，建立“一带一路”地缘政治、ESG合规、跨境数据流动风险评估模型。通过国际话语平台，发布中英双语《中国开放透明度指数》、《粤港澳制度融合年度报告》。
设立香港中观智库的核心价值在于，将香港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成为制度转换器，破解“宏观政策落地难”，将“一带一路”、“大湾区”等战略转化为企业可操作指南。成为风险解耦器，运用香港普通法经验预判国际规则冲突，降低中资出海合规成本；成为国际叙事破壁器，以国际化的实证研究替代意识形态争论，推动“中国方案”理性认知。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面临中国深化改革的巨大压力与中国国际叙事方式问题。香港可以通过与粤港澳的局部实验与区域合作局部破局，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新型战略支点。香港可以成为海外中国（“一带一路”中国，类似于“海外日本”）的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