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华为在深圳举办鸿蒙电脑技术与生态沟通会，“鸿蒙电脑”正式亮相，意味着国产操作系统在个人电脑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据介绍，鸿蒙电脑历经五年布局，集结了一万名顶尖工程师，联合20多家研究所，已经积累超2700项核心专利。从应用生态来看，目前已有300多个融合生态应用完成了与鸿蒙电脑的适配，预计今年底将有超过2000个应用完成适配。
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中，任正非及华为无疑是最值得尊敬的企业家与企业。无论是华为的5G通信技术、华为芯片技术，华为手机技术等等，华为的崛起都是在美国持续多年打压下及掐断技术供应链的同时获得突破的。
但去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凝晖对于华为的若干评价则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争议。孙院士讲，华为在芯片设计领域（如麒麟系列）的技术突破值得肯定，但需警惕因市场主导地位形成的技术壁垒，可能抑制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一表述被部分媒体解读为“批评华为垄断”，引发业界激烈讨论。
社会舆论对于孙凝晖院士的批评也有其道理，孙凝晖院士本人同样致力于芯片领域的研究，拿了国家多少的科研经费，为何在陷入芯片技术卡脖子同时，国家队却很难看到好成绩。
国家的科研机构与国企拿走了国家绝大部分科研经费，但中国70%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却来自于华为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来自于民营企业的国家两院院士数量极少，也就两三位，与中国两院院士总数1900人相比，生动地诠释了“屈指可数”这一成语。
最近关于协和医学院“4+4”的培养项目，暴露中国院士、科研机构、大学、国企的评选及选拔机制存在严重问题。问题不解决，代表中国整体科技研发力量的国家队，反而会在激烈的竞争中流于官僚化、门阀化、近亲化而导致平庸化。僵化的选拔制度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造成严重的世家与门阀派系，这是抑制中国社会创新、发展的文化毒瘤。孙凝晖院士将国内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足球队进行比较，就是讲越追赶越落后。中国足球本质上是选拔机制的问题，协和医学院“4+4”不也是选拔机制的问题？
相反，像华为这些民营企业，是“非典型院士的创新生态”，虽不曾拥有院士员工，但可以通过市场化合作机制，实质性地将院士级智力资源融入研发体系。它既不受编制和评选机制限制，可快速对接前沿学术成果，又可以聚焦技术落地，避免纯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的脱节，同时具备前瞻性与实用性的优势。
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拥有两院院士数量也不多，虽然与历史积累、教育资源和人才流动等因素相关，但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广东经济以民企为主体，虽然创新能力强大，但基于市场的创新研究始终与国家以论文体现出来的研究成果就如井水与河水，没有交叉。
市场经济有自身的游戏规则，华为不可能支持何庭波削足适履、将大量的时间去发表论文评什么高工或院士，科技研发人员就必须在科研成果上见真章。因此，以民营与中小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广东，对于院士及体制内的职称，自有他们的评价，尊重，但不会迷信，也不会妄加评价。就如华为，不可能像孙院士评价华为一样去评价孙凝晖院士。因为这是两个世界，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世界。
民企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做口舌之辩，就如将军之功，不在朝堂，只在战场。民营中小企业在乎什么，显而易见，不是大专家、大领导，而是创新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