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巴拿马运河码头收购案的报道，引发了笔者对于香港商业价值观的思考。曾经被奉为香港商业圭臬的“在商言商”信条，正在将商业文明推向价值悬崖。这场看似寻常的资本交易，实则是商业伦理百年异化的侧影。
01 文化基因的变异，从商业理性到制度套利 香港商业，曾经是西方商业制度文明与东方人勤奋好学的最佳结合。但在不知不觉的社会演进中，商业在层层递进的制度套利设计中逐步异化。他们将巴拿马运河股权交易分解成精密的操作流程：BVI公司注册、开曼SPV搭建、卢森堡基金嵌套。这种技术化的道德豁免术，本质上是对殖民商业基因的继承与变异。1841年英国殖民者用鸦片贸易奠基的自由港精神，在数字时代演变为资本全球套利的制度武器。 香港企业的“在商言商”现象，本质上是殖民历史遗产、自由市场教条与资本逐利本性的三重变奏。这种商业伦理的形成，既非简单的重商主义复刻，也不完全是资本嗜血性的自然流露，而是特殊时空背景下诞生的制度性畸形。 就连鸦片都能自由贩卖，那有什么不能自由交易的呢，“在商言商”嘛。汇丰银行的百年沉浮最能诠释这种商业基因。它1865年成立的初衷是为鸦片贸易提供金融服务，二战期间同时为中日双方提供资金清算，1997年后又化身“超级联络人”。这种变色龙般的生存智慧，永远站在赢家阵营，永远保持商业中立，就是“在商言商”的“商业智慧”。 在香港，自由市场童话的另一面是其难看的吃相，四大地产商控制着全港75%的零售物业、40%的私营医疗和90%的超市份额，却将这种垄断格局美化为“市场自然选择”。这种商业逻辑的吊诡之处在于：当“自由竞争”走向极致，反而会扼杀真正的市场竞争。而这种自由逻辑，也在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蔓延。在这些国家与地区，资本控制在财阀手上，社会基本没有创新与创业空间，年轻人与年轻的事业难寻踪迹，远不如中国大陆年轻人雨后春笋般的创新创业，层层叠起，后浪推前浪。 在香港，自由竞争的商业可以将国家（地区）战略资产包装成金融产品待价而沽，哪怕在美国这种自诩自由国家都难以想象的“自由交易”在香港都可以司空见惯。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将公屋项目利润率精确控制在22.3%，公共产品的供给设计如果不是基于社会价值，而是制度漏洞的套利空间，那么商业必然因异化而衰败。如果商业不应创新而崛起，那资本必将因没落而沉沦。 与香港曾经同为英国殖民地，1965年才建国的新加坡却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新加坡用淡马锡模式将国家意志注入商业血脉，走商业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福祉的道路。2023年，新加坡人均GDP为84734美元，香港为50531美元。 02 无根之木，企业家精神的现代性断裂 在华尔街的犹太人博物馆里，《贝尔福宣言》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信函并置陈列。这个流浪千年的民族用血泪证明：没有国家的资本终是空中楼阁。正是以色列风险资本催生铁穹反导系统，商业与国防在国家框架下实现了价值统合。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力排众议成立GIC主权基金时，他深谙商业文明需要政治实体的托举。 但这种认知在香港商业精英中却长期缺席。很多香港公司将家族企业注册地迁往开曼群岛时，宣称“资本没有国界”。 在香港余仁生收购案中，两种观点凸显了香港商业价值观的冲突，一是“商业就是商业，合作有助于技术和资本的交流，对余仁生的未来发展也未必不是好事。”二是“中医药是中国的国粹，任何关于中医药的交易都不应仅仅是资本的买卖那么简单。这不仅是一个品牌被卖掉，更是我们的文化遗产被剥离和商业化。余仁生和它背后的中医药知识应该被更好地保护，而不是成为国际资本的棋子。”这种商业操作的矛盾在于，用全球化叙事解构了品牌的文化根基，却经常自诩为“现代商业文明的传播者”。 这种精神割裂会在危机时刻暴露致命缺陷，当国际游资做空港币时，真正挺身护盘的并非本土财团，甚至一些财团还把股票借给索罗斯的基金做空香港股票。香港财团的表现还不如泰国捐献黄金首饰的民众。历史反复验证：失去家国情怀的商业力量，不过是全球化浪潮中的浮萍。 03 义利之辨与商业文明的价值锚点 19世纪朝鲜商人林尚沃曾写下“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的商业格言。在林尚沃的铜钱账本里，藏着破解现代商业困局的密码。当开城商团沉迷权钱交易时，这位商业哲人坚持用“道德算盘”重构价值体系。在经营人参时，林尚沃保留30%利润作为“义财”，用于赈济灾民、兴修水利，这种商业设计比现代CSR理念早了两个世纪。林尚沃构建了商业与文明的共生系统，他在《稼圃集》中所言：“商者，所以通有无、平物价、济困厄者也。” 松下幸之助在战后废墟中重建工厂时，将PHP研究所“通过繁荣实现和平与幸福”的理念镌刻进企业基因。这种“企业是社会的公器”认知，与德鲁克“企业是社会的器官”的观念跨时空呼应。 稻盛和夫将“敬天爱人”写入京瓷公司的社训，并成为企业的经营哲学。当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个自由交易的社会中，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终却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繁荣”的同时，京瓷哲学证明，只有以利他为基石的利己，才能创造可持续价值。 稻盛和夫晚年将其股份捐给稻盛财团，稻盛财团非常重视资助前沿科技研究，看似背离商业逻辑的选择，实则是将企业视为文明传承的载体。从资助量子计算机研发到设立国际京都奖，这位商业哲人用行动诠释，企业的终极使命不是财富积累，而是充当人类文明的接棒者。 华为忍辱负重，以一家公司之力扛起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的种种制裁与压力，用极其艰难的备胎计划守护国家的技术主权。 商业的价值锚点就是为社会服务，有社会的担当与国家的责任。其中，需要政治家的使命与企业的担当。 04 家国同构，精神原乡的价值再生产 张謇在南通通过大生纱厂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的新模式，这位晚清状元用纱厂利润举办了370所新式学堂，开创了企业的“社会资产负债表”的先河。张謇的实践证明，企业的存在社会价值不仅是股东的权益，而是社会价值与文明传承，商业的终极形态，应该成为文明进步的阶梯。 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中写道：“在这个领域，没有退路就是胜利之路。”当海思芯片撕开技术铁幕，当鸿蒙系统打破生态垄断，这些“备胎”承载的不仅是商业智慧，更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家国担当。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曾讲，“死时仍富有是可耻的”，他将财富的90%（相当于今日400亿美元）捐赠，建立2500座图书馆。 阿里巴巴的马云创建达摩院布局前沿科技，用商业反哺基础科研。马化腾将“科技向善”写入腾讯愿景。中国新一代企业家创业者用区块链技术守护非遗传承，甘愿放弃资本市场的估值游戏。这些看似“非理性”的商业决策，实则是文明自觉的现代表达，他们深谙商业的终极使命不是财富积累，而是文明基因的延续。 文明有其张力，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去年底，笔者接触了淡马锡控股公司，这家掌控着星展银行、渣打银行、盛裕集团、新加坡航空等等国家战略资产，但其公司章程明确写道“我们为下一代管理财富”承诺。这种超越任期周期的价值坚守，与香港某地产商将公摊面积算计到厘米的“商业智慧”形成鲜明的对比。 新加坡樟宜机场用蝴蝶环绕，瀑布流水潺潺，环境宜人，新加坡的组屋政策让80%国民居者有其屋，新加坡商业的存在证明了商业文明可以与社会福祉同频共振。这种商业的本质，是将商业纳入文明进步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工程。正如李光耀所说：“我们必须让资本为国家打工，而不是国家为资本打工。” 企业只有将社会责任与家国情怀变成为企业的使命，企业才有格局与力量，去面对任何的挑战与冲击。 05 结语：底座的重构 从巴拿马运河的股权更迭到中国当下无以伦比的技术攻坚，商业文明正经历着价值底座的重构。历史终将铭记：那些在离岸群岛玩转财技的“商业艺术家”，不过是资本长河中的泡沫，看似精明无比，实则浅薄可笑。 香港不是缺企业家慈善家，香港是全球第五大慈善资金流转中心，2022年香港慈善信托规模达580亿美元，超过瑞士日内瓦。香港也有霍英东、邵逸夫般国家情怀的企业家，也有香港溢达这样的制造业脊梁。 不是讲商业界没有国家情怀，而是因为多年的殖民导致香港商业界对国家认知缺乏普遍的共识。李嘉诚对国内也有大量的慈善事业，但香港商业精英对于国家认识局限于个体与家乡情结，而非国家大义。 现代企业，唯有将企业命运熔铸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为人类福祉服务，有家国情怀的国家大局观，才能抵达真正的永恒。现代的企业可以不必迷信“在商言商”的信条，而是尝试在持续创新中寻找新的文化密码，在服务社会中重拾家国情怀。这让我们想起李尚沃临终前的顿悟：“商道尽头，唯见天地。” 商业文明的终极底座，终究要安放在人类共同命运的精神原乡。全球化时代的商业领袖，越是深入世界丛林，越需要坚守精神原乡。香港的商业如果缺乏这种担当，它一定被中国企业宏大叙事的国际化征程所忽略，会失去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新商业文明形成过程中应有的角色。 企业的使命，是实现人类的幸福，商业的使命，是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