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视角｜警税合成作战，企业应该怎么看

　　最近全国各地纷纷成立“警税合成作战中心”，引起了很多企业的关注。当前，民营中小企业处在一个艰难的转型期，国家也在酝酿出台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法，但因为“警税合成作战中心”的成立，民营中小企业担心被针对，引发担忧。笔者认为，相关部门需要对“警税合成作战中心”的定位做界定，不要引起社会担忧，影响民营企业信心。

　　更有广东企业家认为，广东的总体税负排在全国前列，以GDP前两名的广东、江苏为例，两省GDP非常接近，但江苏的税收收入仅有广东的70%。企业家建议，广东是市场经济大省，经济发展环境历来居全国前列，广东省要根据省情，慎重对待“警税合成作战中心”的成立。

　　一个月前，有一位企业家告诉笔者，大约十年前，公司要上市时候搞了一个员工持股平台。当时有一个税务服务的咨询机构找上门，建议将持股平台在北方某地注册一个投资公司，说当地政府给予这类公司税收优惠，上市公司分配的个人所得税地方可以减免。企业家接触的都是当地官员、税务人员，认为没有问题，又觉得可以帮助员工合理避税，于是同意此建议。过去很多年也就这样操作。

　　但最近当地的税务稽查部门找上门，认定企业偷税漏税，需要补缴一笔数量不小的税费。企业家觉得很冤，当时为了把持股平台公司弄过去，已经支付了一大笔咨询费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费用，当年如果没有发生这样一个事情，照常纳税得了，而今还要缴滞纳金。企业高管也急，说当时分配的利润都买房买车了，现在哪有余钱补缴税费。

　　笔者劝企业家，还是把税给交了。笔者说，当时的起心动念就不对，就当了结因果，税局还好，千万不要警察局找上门，那才是难堪。企业家虽然有怨言，但还是答应把税给补了。

　　近期，上市公司宁波博汇的税种问题与维维豆奶30年的补税问题都成为社会及证券市场焦点。宁波博汇反映，企业产品每吨毛利就500元，而税要2100元。但也有行业反映，宁波博汇就是低价恶性竞争，该罚。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在非常复杂的结构调整期，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放大问题的严重性，引起社会不安。

　　佛山有一家从事熔喷布生产的企业，2020年企业业务激增，财务人员问老板，如果照章纳税，可能当年的纳税金额比往年的产值都高，认为是不是要避避税。老板义无反顾地说，虽然企业不是发国难财，但确实是因为国家发生疫情才导致企业利润倍增，这时候就应该多交税，可交可不交的税都要交。当时，也有一家网红企业被国家税收罚款，笔者问该企业家怎么看，企业家淡然说，不要高估一个人、一个企业的能力，个人的成功都是时代造就的，所以，一个人成功，是幸运，要感恩时代、感恩国家，纳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佛山有个企业家经常发牢骚，抱怨税负不公平。笔者开始以为是不是企业遭受税务部门的不公平对待，但听着听着，就明白他们企业的产品竞争不过偷税漏税企业的产品。他经常呼吁，企业间的税负要公平，企业才能公平竞争。

　　税收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体现了企业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纳税光荣，它的社会逻辑是什么，就是有能力的人必须给社会多做贡献，那是社会精英的自我自觉。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个人能力、禀赋所产生的收益体现在第一次分配中，就是有能力的人赚钱多。而税收体现的是第二次分配，就是有能力、收入高的人多交税。

　　但为什么企业会偷税漏税？笔者认为还是环境使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愿意偷税漏税。前面的企业家，不怕税负高，就怕不公平。当一个行业税负不公平，会导致行业恶性竞争。比如前面讲的宁波博汇案例，不同地方对产品认定的税率不一样，也会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

　　有企业家反映，更多企业能够偷漏税的，不是企业自己多有能耐，而是一些税务咨询机构怂恿的结果，这里面就有“内部人”操作的痕迹，就如文章前面所讲案例。

　　因为有“中介”与“内部人”，很多企业面对问题时候，更多愿意妥协、息事宁人，反而导致企业不规范情况的出现。这种现象，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规范，相对较好，越是经济落后地区，这种问题越是严重。

　　有一个加油站，存在着不规范，整改要花几万元，部门来检查，每次都给几条烟、几斤茶。几年以后，老板就突然发现，如果当时花钱，早就把问题给整改了，哪用每年都花钱，得不偿失。不过，因为彼此“不规范”，就把隐患留存在社会、留存在未来。当然，情况也不是这么简单，老板花钱不是在一个事上“摆平”，而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不规范的操作、不规范的社会管理，就为社会的公平竞争与安全留下巨大的隐患。一方面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一方面不利于社会管理的进步。

　　有位企业家反映，一个生产芭比娃娃企业，其原材料比例大约是50%的油+50%树脂粉，而低档的芭比玩具比例是3:7，比例变化是因为油的价格高，粉的价格低，但按税务部门的规定，3:7或4:6与工厂的实际进项不符。本来企业可以与税务部门进行反映，但更多企业还是习惯花钱办事让地方管税人员摆平此事。

　　企业家还反映，一家浙江的企业在广东某地开办玩具企业，反映该公司纳税是以电纳税，每度电按产值20元计算，税率13%，每度电需要上缴2.6元税收，以每年50万度电计算，一年要纳税100多万。而该老板的老乡在浙江生产同样的玩具，基本不用纳税。

　　企业家建议，企业纳税规范，应该从税务部门规范开始，税规也不宜粗放、宽泛、界定模糊、多变，也不应该给“内部人”空间。税收征管需要多征求行业协会、专业机构意见。

　　有专家认为，“警税合成作战中心”并非是一个针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机构。

　　专家讲，税警合成作战中心应该是针对涉税犯罪行为，比如虚开增值税发票、偷逃税款、骗出口退税、抗税案件等展开合作处置，而非一般税务稽查。一般案件仍由税务稽查部门按照以往税务管理行政流程处置。

　　对于中小企业纳税怎么看？专家认为，合规是最后的选择，也是当下最正确的选择。专家讲，过去中小企业，其财税管理能力非常薄弱，依法纳税遵从度低。以往粗放型税收管理征管模式，在违规和违法界限模糊的前提下，问题也不大。不过现在政府、银行等部门都数据共享，以数治税是大趋势。在数字化、部门协同、警税协同的精准化税务管理模式下，中小企业纳税风险依然骤增，企业的经营必定受到冲击。

　　同时，专家也认为，中小民营企业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细胞，其生死存亡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息息相关，政府部门良作而治，需要的是善治，而非细治。很多阻碍创新，阻碍创业，制约投资意愿的税收政策就应该重新顶层设计而调整。

　　中小企业税务合规性，在新的税收政策治理体系下，企业投资人、经理人均要改变经营理念，提高税法遵从度，始终把税务事项处置作为核心任务之一对待。应当周期性分析把握涉税风险，提前规范处置，同时合理地善用尽用税收优惠政策，达至既遵从、合规还优惠的企业税务治理目标。

　　笔者同时跟政府与企业都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总感觉政府与企业之间其实有很大的认知差异。在部分政府官员视角，他们经常认为企业“无奸不商”，都靠偷税漏税，都是“小偷”。企业界则有部分人认为官员“无官不贪”，都是“贪官”。

　　笔者认为，各行各业各种职业，都应该不分贵贱。每个行业都有好人，也有坏人，应该也是成正态分布。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经济水平提升，“仓廪实则知礼节”，官员愿意贪腐、企业愿意漏税的意愿其实是在大幅降低。

　　公务员与企业家都应该是社会的精英，都应该身负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做贡献的认知与使命，所谓“修齐治平”理想。他们应该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

　　当下，国家在国际社会面临空前压力，就更需要国内各种力量的团结，凡是在当下挑起事端、造成对立的任何行为，都应该视为国家稳定、社会稳定的破坏者。

　　民族内部可以有矛盾，但没有敌人，“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没有人可以被针对。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对政策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做评估，要理解党中央层面的政策方针，尽可能不要因为局部利益与认知，引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对立。

　　企业界需要理解规范纳税是企业的责任与义务，企业必须为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做贡献，纳税是社会精英应有的自觉行为。

　　企业家们还是建议广东要慎重对待设立警税合成作战中心，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的定位是在四个方面要走在全国的前列，警税合成作战中心模式不适合广东的实际情况。广东的首要任务是要探索做大蛋糕，赚外国人的钱，把外国人的钱引入广东，想办法让民营企业生存下去，壮大起来，而不是每天盯住“小地主”家里的几百斤稻谷。这才是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应有的气魄。

　　“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煮小鱼，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治大国应当无为而治。上位者要理解社会的复杂性，需要顺势而为，因势利导。

　　《道德经》：“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政治宽厚，人民就淳朴；政治苛酷，人民就狡黠。很多东西没有对与不对，任何矛盾都可以对立转化，好的东西也会变成坏的，上位者应当方正而不生硬，有棱角而不尖锐，直率而不放肆，光亮而不刺眼。

　　税收就是国家大事，确实需要善治，既不能与民争利，又要应收尽收。既需要确保国家收入，又需要保持经济活力，不能竭泽而渔，确实需要新的顶层设计。笔者在美国时候了解，美国不收企业增值税，笔者不理解，有专家讲，税收征管也有成本，企业增值税征收太过复杂，容易扯皮，引起纷争，征收成本太高。

　　一般而言，企业交企业所得税是比较愿意的，哪怕高点，是因为企业已经有钱赚了，就愿意交。笔者最近看了一家企业财报，企业去年营业利润也就249万元，利润也就2.7万元，但所得税却要交到447万元，最后企业净利润是负444万元。小企业抱怨经营风险大，就是不管有没有钱赚，税收、房租、工资都必须先给出去。

　　当前国际竞争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毛利率降低。企业也呼吁政府学习企业的经营策略，进行精益管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并进行成本核算。

　　当前国家发展进入后工业阶段，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从商品生产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转向服务业。中国未来也会从制造业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也意味着税收征管方式也会发生改变，生产环节税也可能会向消费税转变。政策变化期也可能会产生政策紊乱与社会冲击，需要引起企业与社会重视。

　　未来国家也有可能通过征收房产税、个人税等相对量化的税种让政府获得稳定而征管成本较低的财政收入，政府也应该会通过机构改革使事权与财权匹配，即有多少钱干多少事，而非必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大政府机构。

　　大部分国家中小企业主要任务是创新和就业，而不是税收。我们企业去海外投资，当地政府一般不会关心企业有多少产值和税收，而是关心就业岗位和最低工资。一般而言，有了就业岗位，政府就可以征收工人的个人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