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视角丨灵渠，一个历史

　　丰水期的灵渠，水流汩汩，就这么静静地横卧在这桂北的崇山峻岭中，一趟就是两千多个春秋。参观灵渠时候恰是夏日炎炎的三伏天气，但也感觉到丝丝的凉爽，沁入心脾。

　　于公元前214年凿成的灵渠，沟通了兴安县东面的海洋河（湘江源头）和西面的大溶江（漓江源头）。总体上湘江水位低于漓江，如何把湘江的水引流到漓江呢？接下来所观看的，便是灵渠主体工程部分：“铧嘴”。

　　铧嘴为灵渠的枢纽工程，是在湘江内修建的一座滚水低坝，成“人”字形结构，称大、小天平坝。其衔接处向上砌筑的锐角就是铧嘴，它把海洋河水一分为二，由南渠南走汇入漓江，由北渠北走归于湘江。铧嘴起到抬高水位与分流的作用，丰水期的水流就直接漫过大坝，涌入湘江北去。

　　古代南北方，隔有秦岭，交通不便。秦灵渠凿成后，打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使北方的军需和舟楫能够运往岭南，于是秦军很快就攻下岭南。并在南方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今广州）三郡。

　　两千多年来,灵渠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百越,促进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有专家认为，灵渠体量虽小，但“使大半个中国的水运全盘皆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最近在看郑永年的著作《制内市场》。他引述了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卡尔·魏特夫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对亚洲国家的治理模式，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论述了中国传统“水利官僚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魏特夫提出了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分析，强调了灌溉工程的作用、维持灌溉工程所需的官僚结构以及这些对社会的影响，并创造了“水利帝国”这一术语来描述这个制度。

　　在中国的秦朝，首先是李冰父子所修的都江堰，使到经常遭受岷江水患的成都平原变成沃野千里之地，水利工程灌溉面积多达1130万余亩，成就了成都天府之国的美称。其次便是沟通泾水与洛水的郑国渠，长达300公里，建成时灌溉面积达110万亩，也使关中地区变成富庶之地。

　　古代修建水利工程，主要的功能便是灌溉、运输与治理水患。灌溉主要是为农业发展、粮食增产、农民与国家增收做出贡献。秦国的三大水利工程为了其统一天下，在物质和运输保障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秦国的三大水利工程不仅在设计、建造技术、工程规模、引水量、灌溉面积等方面都领先于其时代，全部被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列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秦国便是一个具有“东方专制主义”的典型的水利国家。郑国渠本来是作为韩国的一个计谋，让秦国为修建工程而无暇顾及韩国。但在秦国看来，也就让韩国多存活几年而已，而一旦修成工程，就拥有多几百里的粮仓。因为在此之前的都江堰与成都平原，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水利工程实践案例。

　　在韩国看来，修建郑国渠能“疲秦”，但在秦国角度，其他国家大兴土木是个问题，但对于秦国而言，它就不是一个事。这里要讲到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不像儒家一样讲以人为本、讲仁义，而是讲法令。法家的严酷不是闹着玩的，所有开宗立派的法家代表人物最后都不得善终，商鞅、韩非子、李斯，不仅是作茧自缚这么简单，简直是“以身试法”，以自己的生命去检验自己所设立的法度的残酷程度，商鞅最后是被车裂而死。

　　商鞅变法主要是废井田、强力推行郡县制、实行什伍连坐法、禁游民与实施编户制、明令军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耕织、重农抑商等等。推平传统贵族的特权与障碍，使中央权力可以渗透基层，调动国家一切力量。于是乎，整个秦国能战能耕，能摧能建，全国就是一个超大兵营、超大施工队、超大粮仓。所谓的“老秦纠纠”就是秦国终于成为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一个基建狂魔。修完水利修长城、修完宫殿修帝陵。就连张良这种韩国贵族也要去修长城，因为帝国不需要智力与人才，它只需要劳动力，需要机器。

　　中国历史有儒法之争，商鞅是法家的代表，所主张的是严刑峻法，令出即行。商鞅变法实际上是弱民愚民的政策，其结果是国家富强，而人民更加贫困。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一定是民富国强。基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汉初采取的是黄老之法，无为而治、生息修养、薄赋轻徭的国策。十五课一的税负本已经是很低的税负水平，而“文景之治”更是达到“三十课一”的历史最低。

　　在汉武帝死后6年，汉王朝就汉武帝所实行的政策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所记录的文字便是鼎鼎大名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大作《盐铁论》。

　　在汉武帝初期，汉朝便确立了独尊儒术的理念，但董仲舒的儒家已经不再是孔孟之道的儒家，是已经融合了法家、道家的儒家。到了汉武帝建立强大中央集权、开疆拓土的时候，所采取的国策更加偏向法家。国家垄断盐铁经营，强化对商业管理，获得巨量收入的同时，备粮备军。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拓边，迅速扩大汉帝国的版图。但过于繁重的军备，也拖垮了汉帝国的财政，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汉武帝也曾为此，晚年出过罪己诏。

　　“盐铁论”以后的汉朝，就更加偏重儒家的治国理念，认为国家不应该去追求利益，应该以农为本，不与百姓争利。对于“水利工程”的理解，就有了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观念。但法家“重农抑商”的理念却深深根植于儒家的系统里面。

　　一个雄心勃勃的帝国，就是需要开疆拓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五年、十年、几十年开一条路、修一个堰、开辟一条运河。它有足够的耐心去铺垫、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足够的力量去打击。

　　但也有一个信心满满的帝国，它却要修齐治平，胸怀天下，心系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内圣外王，让万国来朝。内圣的根本就是以民为本。而后历朝历代的水利工程，便回到都江堰的范式中来。“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就是对于所有水利工程的一种褒奖。很多官员，都以能够参与水利工程建设、造福万民、名垂青史为荣。

　　所以，中国的“水利帝国”，又不全是魏特夫所描述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水利帝国特征。因为修水利工程的价值观变了，它的出发点不再是扩张与战争，而是以民为本，增加粮食，消除水患与便利交通。

　　而到了今天的中国，所修建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水利工程，而是三峡、南水北调、雅鲁藏布江这样的世界级工程。而水利，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而是一种国家的治理思想，就是提供公共品，造福百姓、造福社会。于是，“水利工程”就变成了高铁、港口、高速公路、机场、电站、通信等等。

　　当然，这就更不是魏特夫“水利国家”的概念，因为它跟专制与边界扩张无关，它是一个国家的治理观念与文化：国家应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边际效应。

　　而且，一个有进取心的国家，它就必须真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直到天际、没有边界。所以有通往西藏的天路，又有横跨大湾区的大桥，可能还真的可以在2030年坐着高铁去台湾。它不是一个工程，就是一个价值观、一种信念与追求，一种信仰。

　　从一条灵渠，到水利工程，到水利国家，到经济主义国家，它背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郑永年的《制内市场》一书我还没有读完，但书里反复出现的是“经济国家主义”这个概念。

　　经济国家主义，是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某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全面控制和支配，并以行政权力和政府运作代替市场和私营部门的体制。中国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的集权国家建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在《盐铁论》的描述中，经济国家主义模式已经支配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命脉，汉武帝时代国家掌握的盐铁酒业与货币政策。而对于官方经济政策的批评和质疑，包含了贤良文学（儒者）对民营部门的最早辩护。

　　经济国家主义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是“举国体制”，秦国的举国“水利体制”，举国军事体制，就是举国调动资源的能力。之所以秦国能够崛起，其实就是通过商鞅变法，获得调动全社会资源的能力，以确保能够在短时间里达到“国盛”的状态，但代价是“民弱”。通过各种制度的设定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但从更长时间来看，民弱必然导致国弱。这不仅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结果，也是汉武帝之后国家陷入困境的结果，为此才有了“盐铁会议”的反省与讨论。

　　其实，在中国历史，能够威胁到中央政权统治的，一是诸侯，二是地方豪强，三是地方官僚体系，四是流民，五是外部势力。经济国家主义的问题就是其权力代理成本。前面所讲的一二三点的势力都可以是国家权力的代理机构，之所以成本高，就是它们利用信息优势，获得对经济的主导权。一般情形，一个新建的王朝，中央权力对于地方的渗透还是比较有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制度的漏洞便会被挖掘与放大，导致中央政府的代理成本居高不下，并超越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看似越有“作为”的中央政府，最后都被其“作为”反噬。为何汉初有“黄老之治”，为何儒家最后能够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与其“无为而治”、“仁义”、“不与民争利”的主张有关系。

　　中国历史上，虽然一直主张“重农抑商”，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也常以冠以“唯利是图”的标签。但社会熙熙攘攘，皆为利来，普通老百姓就不“唯利是图”，官员就不“唯利是图”？“唯利是图”就是人性，既然是人性，就以制度约束，以让其不至于出现反人类、反社会、反国家的结果即可。其实，在中国漫长历史上，鲜有商人犯上作乱。商业只要有利益，就有统战的空间，不至于走极端。商业有灰色地带可以妥协，更有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所以，通过利用社会商业功能，通过创新与资源重新配置，提高效率，也能够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并且商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所有社会个体的发展，就业与消费、创新与活力。我觉得这也应该是过去几百年资本主义崛起的原因吧。承认商业的社会价值、承认商人的社会地位、让商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这就是发展社会私有部门所带来的好处。

　　当然，也不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问题，究其原因就是资本的无序扩张导致了国家权力的危机。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却使国家征收不到税收、就业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国家会陷入贫富越来越悬殊的境地。另外的问题是在民主制度下，政党为了选票而把国家变成“福利国家”，掏空国家财政。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信奉新自由主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改革福利社会，但最终并没有成功。

　　中国的问题也有俩，一是有经济国家主义的历史渊源仍然存在，当政府获得无限权力的时候，也会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政府和国有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共同体，政策与资本大幅度向国有机构倾斜，税收与收入也大力依靠国有机构，私营部门就会被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排斥在外。导致了国民经济体系其激励机制在宏观上的严重扭曲，进一步也导致其在微观层面上的扭曲，垄断性国有部门内部缺乏效率而丧失竞争力，但其机会在于政府容易实现在政治上的控制与在财政上的获利。从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国家主义的过于强大所造成的问题会大大超于它的正面功能，甚至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带来更加严重的威胁。

　　中国社会的另一个问题，恰恰是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没有区分开，把很多经济上的原则放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没有保护好。新自由主义进到中国，在经济领域倒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个领域有庞大的国有机构，阻碍力量很大，它就停止了。但它转而跑到社会领域去，因为社会没有抵抗能力。各级政府成了这些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只要GDP，只要能赚钱，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教育、医疗等等的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共品，都成了产业化，包括我们商协会所提供的社会服务。

　　国家也好，政府也好，民间也好，资本也好，个体也好，所有制度与执政理念，都需要不断重新迭代与设计，都需要不断获得新的平衡。哪怕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王朝，也可以让社会充分的讨论，正如盐铁会议一样，需要纠错与重构。

　　我觉得，灵渠及秦国的水利工程，其出发点可能是为了法家体系的国土扩张，为了所谓的强国。后来中国儒家及民本思想体系的确立，水利工程的目的基本上还是基于富民强国。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也是国家执政能力的体现，关键在于用这种能力是侵吞社会利益呢，还是服务社会发展，是弱民愚民呢，还是富民强国。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也修建大量的基础设施，成为全世界交通最为便利的国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低廉的边际成本。这种形式的“水利工程”，当然都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业。但是，其出发点还是经济与GDP。如果未来中国“举国体制”不再是为了所谓的经济与机会主义，而是用于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才是真的实现以人为本、“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才能实现中国古代朴素而伟大的政治理想“大同社会”的目标。

　　郑永年讲：消费社会，主要是因为它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我在英国观察到，对很多家庭来说，能有几千英镑的存款就了不得了，因为上学不用太花钱，看病不要钱，或者不需要很多钱，住房也不贵。没有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所以，建立一个消费社会需要社会的保障，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是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的。社会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会保护起来的制度，用社会保障的制度鼓励老百姓消费。

　　不同的文化塑造不同的社会形态，也塑造了不同的国家与价值观，也塑造了在不同生产力条件下的国家竞争力。当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化与自然的进化也有类似的地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文化也需要迭代与进化。

　　郑永年也讲：在西方，如果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市场力量，那么危机必然发生。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就是这样，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反之，在中国，如果国家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国家力量，那么危机也必然发生。

　　观念、文化与制度迭代的效率与其所产生的比较优势、竞争力。一种制度与文化如果本身没有迭代与进化的能力，它就只能走进历史的坟墓。所以，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而今犹在，自有它的坚韧、兼容与与时俱进的基因存在。历久弥新，希望总有新气象！　　

　　灵渠，一个历史，流淌着两千年，它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与变迁，观念与文化，开放与封闭，民弱与民富，国强与国盛。

　　秦朝已经消失了两千年，而灵渠还在。一个国家，是兴是亡，是强是弱，是久是短，皆有因果。南渠南向，北渠北去，水就是公平的，但它流淌的声音一直在两千多年的时空中回响：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民也自私也自利，所谓以民为本，不是与民做主，而是承认人的自私与自利与人性的弱点为前提。承认权力代理人也是自私与自利的，与其存在过高的代理成本，不如通过市场竞争与购买获得更加廉价的公共品。与其扭曲，不如承认；与其高高在上，不如真实存在；与其期望理想，不如认真制度设计。民本就是人民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有选择的空间，有自由的空间，自由自在与自尊。

　　（本文系作者随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考察广西乡村振兴在兴安县灵渠枢纽工程有感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