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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视角 | 在厦门的第三只眼睛

2022-06-19 来源: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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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耕雨读。晴天耕田,雨天读书,不同的天气做不同的事。

  阳日读经,阴日读史。阴阳是相对而言的,对于企业经营,阳日是顺风顺水的时候,阴日是有困难和挑战的时候。顺风顺水的时候赶快做生意赚钱,有什么问题赶紧念个“阿弥陀佛”就可以。不顺利的时候,生意做不了了,有大把时间,可以读书,可以读史,书和历史都有经验和教训,让我们清醒清醒,总结总结,接着再干。有点类似于我们企业的生产线,旺季的时候赶快排产,淡季的时候赶快安排员工培训、机器检修。

  广东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研修班(厦门大学)的同学们在厦门的这一周,又晴又雨,究竟是读书天呢,还是工作天,究竟算是读经呢,还是读史。

  厦门是个有意思的地方。中国经济自由度最高,市场经济发育最好的三个省份,浙江、福建与广东,厦门就是这条海岸线的中间点。三个省浙江偏贸易,“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走遍万水千山,穿过大街小巷”做生意,浙江人是“行商”。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做制造业,精益求精,再有广交会,全世界客商上门订货,是“坐商”。福建人是“行到哪里坐下来”。

  企业家们来自广东,没有不知道广东历史的十三行,十三行最终的十五个老板,七位福建人,六位广东人,一位浙江人,一位安徽人。行首多是福建人,当时广州四大富豪潘卢伍叶,三位是福建人。其中的伍秉鉴是当时世界首富,怡和行的创始人。他多次游历南洋,参股瑞典东印度公司,懂四门外语,堪称“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企业家们看世界的视角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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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经济的第三只眼睛

  在中国历史上,经济是服务于政治的,中国难有独立的经济发展史,都是政治史。就如鼎鼎大名的《盐铁论》吧,就是西汉经济史,也是西汉政治史,经济发展必须需要服务于政权建设。如果经济没有服务于政治,那么经济有可能无关紧要。哪怕在清朝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广州十三行,政府说关闭就关闭。

  现代文明的发展,一直由商业和贸易推动着,商业利益一直驱动着欧洲的大航海、全球贸易、宪制改革、工业革命,还有以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等等。海洋贸易,从古希腊开始,到西班牙的大航海,到日不落帝国的荷兰、大不列颠一直是世界商业文明发展的主线。而其中,中国所参与的部分,居然不是它的正史。

  泉州与厦门,厦门与泉州,在巨大的世界版图中,可能存在重合,它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它在中国近代资本与商业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商业发展的另一段历史中,汪直、郑芝龙便是南洋华侨的鼻祖,而在中国的历史上,他是海盗与倭寇,真海盗、假倭寇。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陆权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与古希腊贫瘠的土地不一样,河流灌溉土地肥沃,依靠农耕与农业税基本上可以维持中央政府对所管辖土地的支出。历史上中国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的草原民族,以至于海洋好像无关紧要。

  即便是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也仅是陆权思维的延伸,它的作用主要是用来显摆明朝政权的威赫,而非商业利益,更不是殖民与统治。虽然明朝官方后来放弃下西洋,烧毁图纸,但民间商人敏锐地察觉到了海上贸易的巨大利润。于是乎,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海盗集团迅速崛起,垄断了东海、南海的海上贸易。

  汪直曾经建议明朝廷开放海禁,建立海外贸易体系,他自己愿意组织海上贸易,为朝廷效力。汪直预言,如果朝廷继续海禁,会损害社会利益,会引发海寇造乱。

  明朝之所以有海禁政策,有两种说法,一是张士诚余孽,流亡海外,朝廷需要切断其联系。二是元朝时候,色目人开展贸易,使中国的贵金属大量流向中东,明朝为了禁止贵金属外流,禁止各种对外贸易,禁止北方的边贸,东南沿海开启了海禁。

  但只要有利益,就存在博弈,朝廷间有权力博弈,有政治与经济的博弈,国家间有博弈,朝廷与民间有博弈。朝廷的博弈间,有执政官员与退休官员(江南士族)的博弈,有利益在民间还是庙堂的博弈。戚继光是代表朝廷利益的,商业有边际成本,上岸抢夺如果死伤过重,收益覆盖不了风险,那么就屯兵海外而已。

  其实,之所以有倭寇抢夺事件,一开始也是这些朝廷退休大员,拖欠货款,破坏商业信用的缘故。中国历史上的商业,有追求利益,并没有严格的商业信用、契约,因为政治势力,永远大于商业利益。而海外贸易,有中央政府法外之地的味道,它不管你这一套。你破坏信用,我就硬来,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也不用贸易了,抢掠比贸易收益更高。

  虽然明朝廷开启海禁,但很多事情却事与愿违,倒帮了后金的忙。那时西班牙在南美所获得的大量白银,一是在返回欧洲建立无敌舰队,横扫欧洲。二是在菲律宾建立基地,将白银输送进入中国。白银进入中国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就是东南沿海的郑芝龙商盗一体化集团,另一个渠道就是通过朝鲜进入东北。后金人用兽鸟等换得白银,用白银通过山西人购得明政府的铁及武器,打败明朝。

  第三只眼睛的视角,不是中国人传统的政治视角,所谓的利益,不仅仅是政府的政治利益,如果它不包含民间的利益,民间就会与朝廷进行博弈,甚至兴风作浪。第三只眼睛的视角,不是陆权思维的方式,而必须兼顾世界其他更加开放经济的国家的发展思维模式。用今天的视角看,或许郑芝龙所开启的海上贸易,才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如果中国明清政府没有建立这种认知,可能会错过四百年,事实上,历史就是这样。

  而今的厦门,而今的企业家,有没有这种视角?在政治与经济的夹缝间,在陆地与海洋的交汇处,在内循环与外循环的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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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来自南洋华侨的第三只眼睛

  在福建厦门,除了郑芝龙,还有他的继承人、收复台湾的英雄郑成功,他的雕像伫立在鼓浪屿。厦门大学所在的思明区的“思明”,是厦门的前称,是郑成功纪念明朝所起的名字。郑成功虽出生日本,其母是日本人,但自小学习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死忠明朝廷,经常让唯利是图的父亲怀疑人生。他是明朝流亡皇帝所赐的“国姓爷”。

  郑家父子对于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收复台湾的贡献。大规模、有组织的台湾移民始于郑芝龙,台湾人讲闽南话,就是福建南部的话。中国大规模的东南亚的移民,也在明清,依托沿海港口,漂洋过海,其船舶福建叫福船,潮汕叫红头船。福建南部,广东东部,主要讲客家话、闽南话(含潮州话)。浙南、闽、粤东移民众多,皆因为人多地少山地多,富贵险中求,爱拼才会赢,不出去,怎么成龙?

  郑芝龙、郑成功的贸易集团对于东南亚的贡献极大,也造就了中国在东南亚巨大的影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明成祖通过郑和下西洋打造国家影响力,其收益甚微乏善可陈但进入正史。郑芝龙集团的商业贸易给中国对东南亚带来确确实实的影响力却在历史上不为人知。

  商业可以是社会与国家成本最低的资源配置模式,是成本最低的交易模式,是成本最低的文化传播模式,但它不存在于中国国家政府的运作模式中,以至于它经常用于交换、利用与束之高阁。而东南亚的华侨却视之为瑰宝,以至于他们到了所在的移民国家,很快成为当地的商业领袖,富甲一方。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慷慨赴义。

  到了厦门大学,必讲其创办人陈嘉庚。陈嘉庚先生创办集美大中小学、厦门大学。慷慨捐资、全力以赴参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有句话说辛亥革命是广东省出人,福建人出钱,福建人出钱就是陈嘉庚商会发起的。

  抗战时期,陈嘉庚号召南洋华侨支援中国抗战。有部纪录片《南洋机工》就是记录这段历史,来了三千余人,回去一千人,留下一千人,死了一千人。他们都是技术工人,驾车、修车、修机器,开辟中缅通道,中国物资补给的生命线。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快速,大陆人现在有些牛逼哄哄,并不知道东南亚的这些华侨在哪里。但只要中国处于危难、中国穷困,不知道这些华侨就在哪里冒出来。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各种物资、侨批纷至沓来,救人水火,何止万金。“热爱祖国、情系故里、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笃诚守信”,仁义礼智信,才是中国人的文化根基。不是经济,不是钱,是仁义。“侨批”现在在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所以,侨批不是钱,是一种文化,一种血脉,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交汇的文化遗产。

  我一直想探求十三行为何有诸多福建人的存在,隐约发现一些脉络,就是源于福建的社团与商会。古希腊的商业文化所依托的是其市民社会,因此契约文化是欧洲文化的基础之一。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没有政府监管,就只能靠民间自律,因此,发展了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及契约文化。

  厦门最早有八至十家的商会组织,其根源可以追溯到郑成功早年在南洋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广州十三行的机制便是参考厦门商会的成例。1720年,16家主要行商们宣布,建立中国古代最大的商会——广州公行,订立13条章程,规范市场秩序。这些章程显示,十三行商人极为重视信誉,希望交易流程透明化和公平化,有清晰的股份制意识,也将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分得很清楚。

  中国商人,地位本低,没有自律,没有规范、没有协作,难于存活。盗亦有道,郑芝龙、郑成功亦商亦盗,并非是明火执仗的海盗,而是收取保护费。发展于福建云霄的天地会,后来的洪帮,有说是黑社会,有说是“反清复明”的力量,有说是底层穷人互助团体,他们也支持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也有成为中国致公党参政议政的。历史中的人性、社会结构及变迁,是亦人,非亦人。

  我今天所讲的,不是我们常见的历史,不是非黑即白,所思考的,有点存在即合理的味道。但不是这么简单的理解“存在”概念。“存在”合理的地方,必须存在于百姓的需求,存在于发扬人性向上向善的力量。

  英国人当时也非常痛恨十三行,觉得十三行的存在严重影响他们的商业利益,必先除之以后快,有点像现在美国对华为。现在的政府讲商业利益,会保护民族企业。清朝政府不明白,民间的利益,集腋成裘也是国家的利益,只将它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肥肉。十三行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有时候需要借助天地会组织的力量,权力也有结构,当民间的权力有真空,就会有力量发展起来。

  任正非讲灰度,灰度是中国商业的智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智慧。如果中国有其现代商业文明,有现代商业文明的社会架构,有话直说,又何必弯弯绕绕,顾左右而言他?

  海外的华侨有时候也是弯弯绕绕,也需要灰度,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光明正大的资本只有华尔街资本、犹太资本,因为它们有强大的国家背书。这也是华侨希望中国强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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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在厦门的第三只眼睛

  福建商人称“闽商”,做生意需要走出去,需要闯出入,“出生入死”,出入的都是龙,呆在门里面的就是虫,这是“闽”的意思吗。

  在厦门几天,听到最多的是厦门的房子。福建人都以在厦门拥有房子为豪,厦门是旅游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百姓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厦门周边有泉州、漳州、金门裹住,再外面有台湾,海不扬波。郑成功正气凛然,南普陀寺佛陀端坐,妈祖娘娘慈光普照,吉祥安康,但也就不温不火。

  广东的企业家普遍有焦虑感,担心接下来生意怎么做。在厦门大学举办的“高质量发展研修班”的课程以财务为主,厦门大学的财务专业在全国的学科建设上名列前茅。老师在上课时候深入浅出,有宏观有微观,有战略有策略。老板们的财务课不是技术活,是思维逻辑,是经济逻辑、管理逻辑、 战略逻辑,未来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是轻资产还是重资产,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中国与美国的金融体制,风趣幽默,娓娓道来,与这城市的风格总体吻合。这跟易中天来到厦门大学有否关系?

  其实,在晴雨之间,在阴阳之间,我们还是能够感觉有一丝分界线,若明若暗,若即若离,难于捉摸,即是混沌,即是灰色。我们企业家学习,不是学习什么,而是提高维度,在边际上创新。希望厦门的学习与历史,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在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间,在大河文化和海洋文化间,在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间,就在中国的上海、宁波、泉州、广州有重大的交汇,同时,它又引领了中国经济从陆地走向海洋,从大陆架走向深海,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

  我们在一次课外的研讨中,企业家们认为要珍惜海外贸易的机会。一是跟着世界先进国家交互,企业才有进步。二是相对于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产业分工清晰,供应链关系相对合理平等,利润有保证。三是市场经济秩序良好,关系维护简单,合作有确定性。

  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发展上全方位竞争,也非常正常,关键是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对于全球化的理解到位吗?还是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去定义商业,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发展究竟是经济为政治服务呢,还是政治与经济必须同时服务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一带一路,RCEP,民营企业作为经济发展外循环的主要力量走出去,用全球化的视角看中国,用海洋文明的视角看中国,用现代商业文明的角度看中国。只有开放系统,才能实现熵减,改善和提升自己,才能实现进步。才不会像明朝、清朝一样,通过海禁、迁海令就能够产生想象的效果。

  清朝初年,满清政府为了对付台湾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东南抗清力量,以及防止沿海人民造反起义,实行了大规模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法令,史称迁海令。要求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并将房屋全部焚毁,不准沿海居民出海的措施。使得中国数百年来的航海成就毁于一旦,沿海地区千里无鸡鸣,航海贸易一落千丈,同时沿海地带空虚,海盗趁机活动,沿海社会治安不得安宁。广东、福建两省就荒废576万余亩土地,浙江省丧失上千亩良田。渔业与盐场也遭到毁灭性打击。政府的盐税、渔税、商税等方面的政府收入也大量减少。

  清政府迁海令最负面的效果是中国失去对于东南亚的影响力,华人不再以贸易集团的形式出现在东南亚业务中,中国也彻底失去了融入近代世界的机会,南洋华人也分散为各种小社团,没有再形成大规模的组织结构。真正海外的影响力,是经济,而非政治。但经济的基础,还是文化,商业文化及其社会伦理。一带一路,民企企业走出去,不能仅是投资,没有文化输出的投资,是投机。

  政治考量与经济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政治建设的出发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开明与开放的政治。只有经济发展,才有老百姓的共同富裕和社会的发展。但中国毕竟是几千年陆权思维的国家,再加上世界经济发展的环境对于中国不是特别友好。

  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希望国家要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建设平等、公平、自由、有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通过不懈努力,建立自己的商业文化系统,发展新的商业伦理,发展新的商业价值观。

  另一方面,我建议民营企业,不要因为疫情管控而耽搁了我们与海外客户的互动,要创造条件,主动走出去,不要等到疫情结束,大家才有动作。不仅仅是闽商不走出去就是一条虫,不走出、不闯出去的所有中国企业、中国经济,也会变成一条虫。因为封闭,就会熵增,这是历史非常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厦门的历史视角,易中天们应该研究厦门及中国的商业史,特别是中国的海上贸易,华侨史,为中国新商业文明发展,商业伦理发展做基础,这是厦门大学经济与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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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结论

  历史交汇的时代,很多东西,不能用正常的言语叙说,需要用智慧去思辨,没有对错,如果有,是时间和空间。把厦门放进历史,放进从黄水到绿水、蓝水的经济博弈中。把我们企业放进历史,放进农业文明走向新商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放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说不定就有雄霸一方的中国人世界首富会扎堆出现。

  从泉州、厦门走出去的南洋,现在的东南亚,一直游离于中国大陆的边缘,也是若即若离,好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暗线,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第三种力量。现代中国及企业家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再也不是孤苦伶仃漂洋过海,而是必须带着一种新的力量,资本与商业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崛起的力量,重新出发。

  民营企业要珍惜这种机遇,它可能是蕴含一种新的格局,纵横捭阖、运筹帷幄,风云叱咤的格局。台湾海峡、东海、南海,不是风险,而是机遇,亚洲崛起的机遇。

  左伯良办公室有一副对联:“是非不在人心,对错只在时势。”

  在厦门大学七分钟的致辞,没料到回来一整理,我把自己也放进这厦门几百年的历史中,看到了风云变幻的中国经济几百年,风起云涌,不觉心思涌动,大风起兮云飞扬。


  (本文由作者在广东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研修班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