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视角 | 水是流动的

　　“兵无常态，水无常形 ”，水是流动的。经常用“刻舟求剑”的比喻，但实际上难免刻舟求剑，因为水可能被地势所塑造，事有可能被形势所驱动。

　　最近疫情反复，我不再赘述。

　　对于精准防疫和动态清零，现在有很多人开始持不同意见。

　　对于病毒的变化，对于国内外疫情发展的变化，社会开始对于国内的防疫政策提出异议。

　　前年我文章曾经提出，病毒也是一个试剂，会检测人身体的免疫力，同样，会检测人心、人性与社会制度、文化。

　　人性是需要自由的，只不过有了群体和社会，人会让渡他的自由空间，交换他在社会的生存空间。在奴隶制及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哪怕是让渡出完全的自由空间，也不一定能够去保障人生存空间的存在。

　　2020年新冠疫情全面爆发的时候，政府采取措施，严格果断的采取封城及动态清零政策，社会大多人还是认可的。

　　但去年时候，我拜访过番禺广州熵能创新材料公司的石建伟董事长。当时他就有个说法：国外已经群体免疫，该死的死了，该有抗体的已经获得抗体，就担心国内民众被保护的太好，没有群体免疫的基础。一旦国外开放，中国还是严格管理，就会有巨大压力。

　　但实际上，奥密克戎的出现，病毒的变异，使到石总的推断被延缓了一年。

　　丹蕨老师曾经谈过自我对环境的反应：“自我有没有得到满足的自我保护，态度会产生对行为的反映，我生气是因为我有道理。”我的道理在哪里？在我与环境的交互中产生。

　　丹蕨老师的建议是：“不要从单一事件来看这个世界，当我们把时间拉长，世界就不一样。给世界机会，给自己机会。如果仅是一个点，世界和环境就控制你。”

　　我想把时间拉到两年前，武汉疫情爆发，中国倍受攻击，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变化，给武汉人民生命和生活带来的种种困难及挑战。人被约束，有种种的无奈和无力感。

　　但武汉的一切，相对于疫情在全世界蔓延所带来的痛苦，绝对是无足挂齿。但中国在世界上有没有话语能力呢，基本没有。为什么中国在全世界不具备话语能力呢，一是文化不一样，二是基础不一样，三是要在世界获得能力，人民也应获得话语能力，也不是说西方的人民就有真正的话语权。

　　文化不一样。我最近觉得，西方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候，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用西方人的思维和视觉来分析中国人的行为，经济的分析也一样。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分析变量是文化变量。

　　包括对疫情采取的措施，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人民对于政府适当的管控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的人民对于政府的管控，是不理解的。在西方的华人，也是比较遵守当地政府的防疫政策的，包括主动带口罩。

　　基础呢。就是美国这样医疗发达的国家，在面临新冠疫情的时候，其医疗资源也是一样的提襟见肘的。如果中国采用美国的防疫政策，对于中国十四亿人口的大国，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若是这样，用美国人现在对于中国人的对抗情绪，那对于中国疫情的描述，那不是简单的《武汉日记》，那可能是人间炼狱。结合美国的全世界的各种软实力，早在两年前，美国人就可以不战而胜。

　　可以理解，中国政府这里面过的不容易。一是应对各种舆论战，二对内对人民要有交代，三经济还要可持续发展。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对于政府的评价，有为无为，有能无能。我们需要有客观的评价。我认为中国政府首先是有为政府，然后我们再评价有为的程度。

　　群体免疫，换个角度就是躺平。如果全世界都群体免疫了，对于中国确实是挑战，无论是医疗物资的准备，还是舆论的压力。但西方的防疫政策到了而今，绝对不是因为管理科学，而是顺理成章。

　　这两年中国因为疫情防控，每年死于流感的基础病人大量减少。如果采用群体免疫政策，光是累积的基础病人死亡率提升的数量，就会让医疗资源紧张，让社会恐慌。再加上国外舆论无所不入的渗透，中国社会会陷入混乱。

　　水是流动的，病毒是变异的，疫情是变化的，舆情也会急转直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政策及规定要理解人性，尊重人性，要不断的提升管理社会的水平，要理解和不断平复民众的情绪。其次，社会也必须给予政府探索的空间，也应该允许防控政策出现错误与反复。

　　社会情绪的表达实际也是一种互动，政府也要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只要初心不变，有错则改，有误调整，一定可以得到人民的理解。“治大国如烹小鲜”，是一种理念和境界，不是一种社会实践。

　　试想一下，如果现在中国就采用群体免疫，中国政府也躺平，社会会怎么样？一态度，二能力，三方法。

　　这几周陆续有媒体采访我，关于疫情，关于中小制造业的经营情况，关于政府的优惠政策。

　　我说，媒体反映迅速是职业使然，而政府反映快速，说明政府也很灵活，不会官僚。我也细看了政府很多的舒解政策，很全面，很系统。税费减缓的、银行融资的、土地优惠的等等，及时送温暖呐。

　　但我感觉，这些年来，贸易战了，疫情来了，关税增加了，汇率上涨了，原材料上涨了，运费紧张和上涨了，土地租金上涨了，拉闸限电了。如果是经济周期，数据会此起彼落，关税增加，汇率就会下降。原材料上涨，需求就会减少，运输量也会减少，电力供应就会过剩等等。

　　没有了以往的规律，反常态，这种现象持续，说明在接下来经济活动中，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规律可能不起作用了，过去经济发展的结构出现重大问题。

　　经济发展结构性的变化导致：一，不可能用原来的分析框架；二，政策性修修补补解决不了结构化的问题；三，原有世界的经济结构、原有的产业结构会出现坍塌；四，企业必须用新的结构性思维面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宏观经济我不懂，货币、财政、税收、市场等等。中微观的经济政策要关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我会关注到江苏和浙江产业政策的调整，总体是从硬到软，从强力的招商引资到产业生态的打造，从产业集群的发展到产业专业分工，从土地优惠到人才政策，从大水漫灌到政策梳理。

　　产业规划越是面面俱到，越是没有特色，越是没有抓手。产业如何有特色，需要洞察和发现，需要耐心培育。培育产业需要用得了心事，要耐得住寂寞。
现在官员流动太快，临时性的任务比结构性的工作还多，考核机制也是急急如律令，不利于产业生态打造与产业长周期的发展。

　　中微观政策与宏观政策不同的是，需要因地制宜，需要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对于产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重大课题，必须敢于发起总攻。佛山投入数字化100亿就是总攻。重症下猛药，制造提升，数字化就是大方向。当然，总攻也需要细梳理，摸清情况，抓住七寸。

　　我觉得缓解中小制造业当前的困难，最为重要的就是解决中小企业应收账款问题。比什么降税减费、银行融资都重要。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解决好，企业现金流就好，企业流动性就好，企业信用就好，营商环境就好。

　　降税减费大部分是中央政府的职权，企业融资是银行的事，都不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只能作为优惠政策的补充。

　　解决中小企业应收账款，地方政府能够发挥作用，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就是结构性的问题，是难事，但也是考验政府是否愿意真心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的信心、决心，以及执政能力。否则，政策硬度不够，渗透率不强，流于表面，企业获得感就不高。久而久之，就容易流于形式，以文件代替执行，雷声大，雨点小。

　　中小企业结构化的问题，本质上就是降本增效，建立新战略，审视新产业。企业战略、数字化、降本增效和产业视角不能分开。需要深思考，需要新洞察，不要人云亦云。

　　对于变化，战略家应该是变化的受益者，是对于变化的利用和预期。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