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反复，不小心就哪个城市回来，不小心在哪条路路过，可能就会在行程码上带了一个星，刷上一个黄码。
有一个人在广州珠江新城见了一个朋友，然后就去了北京。第二天，在北京时候，绿码就变成黄码，马上就被隔离起来。
年初我去了一趟上海，在上海的时候上海还没有发生疫情，回来广州几天以后上海才有零星疫情，我也没有经过疫情发生的区域，没有带星。回来了以后，广州的街道、民警、卫健委工作人员纷纷打电话给我。我刚好离开广州去了江门，结果江门的街道、民警、卫健委工作人员也分别来电话。我住在江门的一家酒店，当地的防疫人员，还特地安排人员到酒店帮我做了一次核酸。
防疫人员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半年多前我去打第二针疫苗，当时人潮汹涌，居委会的人工作非常繁重，心里有些火，脾气有点大。但现在街道居委的工作人员，当他们面对不理解的群众，也能态度友好，礼貌有加。我感觉他们上有严格的要求，下有群众的不理解，他们压力更大。
01 疫情爆发与权力让渡
爱自由是人的天性，人受到约束自然不舒服。国外多次爆发抗议疫苗、抗议隔离、抗议戴口罩的示威游行。
上世纪曾经肆虐的天花病毒也是一种传染性强、发病迅速、致死率很高的烈性传染性病毒，可通过飞沫传播。后来成功研制出牛痘疫苗后，人类广泛接种疫苗，天花病毒没有了宿主，就无法再生存。到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天花病毒已经成功被消灭，因而刚出生的婴儿也不再需要接种天花疫苗。
十四世纪欧洲的黑色病最后也是因为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政策，再加上人们主动减少出行，导致社会交流减少，因此黑死病的传播途径也逐渐被有效阻断，没有了新的宿主，导致欧洲五千多万人死亡的黑死病也终于消失。通过对抗黑死病，欧洲人也建立了科学的流行病防疫体系，重新建设了城市排污系统，发展了现代的医学体系，逐步发展了现代科学。
中国古代对于防范流行病，也是采取极为严格的隔离政策。唐朝、宋朝都设有专门收治被疫病感染病人的隔离治疗场所，有专门的医者负责治疗被感染的病人，而且还将他们治疗病人的方法记录在册。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既救治了很多病人的生命，又防止了疫病的扩散与再传染。
2003年非典最后消失，主要是及时救治，及时隔离的结果。由于当时非典主要是在中国大陆爆发，后来中国迅速扑灭，还没有来得及用上疫苗，疫情已经消失。中国在对待流行病还是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当新冠在武汉爆发的时候，中国的措施就是封城隔离。
当时世界的防疫政策相对比较友好，美国布什总统和世卫组织还给中国很多支持。中国也及时通报疫情、控制疫情对海外的传播，使到疫情没有在国外大面积蔓延。疫苗、隔离、封城看起来都是疫情必要的管控手段。
我请教一位专家，为什么非典比新冠控制的好。排除两种病毒的特性，主要是隔离控制。他认为，中国的方法是对的，如果全世界都用中国的方法，用三个月时间，地球相对静默，减少互动交流，疫情应该可以得到控制。主要是美国要带头，类似印度如果政府控制能力不行，就隔离类似的国家，再把全世界医疗资源集中给到他们。
问题是现在全世界都不是一条心，都是在对立、对抗，都把防疫政治化，不是集中精力应对疫情。
也不是欧美国家的管控能力不行，而是大家都习惯了自由。东方国家对于疫情的防范相对好，是东方国家的文化是有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相对而言，为危机时段。社会适当牺牲自由，让渡管理权力，给予政府，也无可厚非。但日韩，包括香港，被英美影响多年，也很难真的做到管控到位，所以疫情还是此起彼伏。
确实如此，中国防疫到位，一是中国防疫体系已经健全建立，二是公民配合、理解和支持。
02 权力让渡也要科学设计
当然，一旦权力过于集中，就会挤压和抑制社会活动空间。除了两权相害取其轻的做法，还是要科学设定管控的边界。
我也认为西方疫情防治基本失控的原因，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在控制与自由之间，应该设计有合理的边界。
别说疫情防治，就是欧洲的福利社会，福利过高容易养懒人，全世界都看的明白，但有哪个民选政府敢动选民的福利奶酪？为了选票，不断的迁就民众的需求，为了选票，也不敢真的去触及社会深层矛盾，解决社会痼疾。毕竟，每届政府任期也就几年时间，何必呢？社会管理也有边界。
中国民众是全世界最理解政府的民众，也最为配合，这可以理解为中国人的素养。但权力既是来自于人民，最终的结果不是为了管控人民，而是服务人民。疫情突然爆发，人民让渡权力可以，但疫情防控长期化了，疫情管理，就必须有长期的制度设计。
制度的设计就是需要在管理与社会活动中取得平衡，哪怕要让社会让渡权力，就需要让民众有参与权，有知情权。短期的权力让渡，就是非典也就几个月，武汉封城也就几个月，民众可以理解。但现在疫情爆发已经两年有余，民众的忍耐度也有心理极限，需要疏导和释放。基层的公务员、医务人员更需要得到心理、工作的舒解与调整。否则，不利于社会民众整体的心理健康。
社会的活力与竞争力来自于开放和参与。曾经有一本书《参与感》，介绍小米公司用什么方法让口碑在社会化媒体上快速引爆，答案第一是参与感，第二是参与感，第三是参与感。不是不能极致管理，而是需要开放参与节点，设计互动方式。小米的传播方式是让顾客参与，政府的决策开放方式是让民众参与。
民众怎么参与政府的决策呢，首先开放，开放决策可以通过人大代表、专家、民众代表参与政策、措施的设计。措施如果是钟南山、张文宏协助政府制定的，专家有一定的权威性，民众比较信服。专家也要多宣传，最近媒体上少见钟南山、张文宏，民众就觉得缺了什么。专家也可以包括危机管理专利、心理学家，也可以包括我们企业的管理专家，也有企业家。
商业社会一定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一方面是发明专利，一方面是组织管理。我们促进会长期做企业精益管理服务，做供应链管理服务，做领导力建设与团队建设服务。我觉得我们是能够帮到政府优化医疗物资的供应链管理，优化疫情防控管理流程的。
我不大喜欢坐高铁，觉得高铁的建筑物、管理内部设计不科学，很难接送到人。机场好些，原因是机场在大楼设计的时候，就有物流、人流的概念在。科学管理，无处不在，我们已经把科学管理引进到园区的设计，包括园区新厂房的规划，要不然园区也会塞车、塞人，降低效率。
医院的管理问题很多，看五分钟的医生，你要在医院拿号、排队、取药、停车很长很长时间。医院就最应该做精益管理，疫情防治，让医院来与社会互动，效能一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虽然很理解基层工作人员的辛苦，我去一趟北京，要麻烦十来个人跟我打电话。我就跟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的信息不能共享一下？效率提高，减少工作量，民众也不会觉得烦。有些地方核酸检测半个小时、几个小时就可以出结果，有些地方要二十多个小时。各种各样的核酸检测码，各种各样的穗康、粤康、随申码、健康宝，各地的，各区的，多如牛毛，烦不胜烦。进一个楼，进一个酒店，重重复复、里里外外，都是不断的扫描、检测、查验。各地方执行防疫的标准不一样，信息也不互通，不互认。其实，很多管理都可以优化，都可以大大的提高效率，降低工作压力，提升民众满意度。那不就是我们精益管理经常讲的降本增效提质提高满意度嘛。
曾经一个基层当警察的朋友跟我吐槽，说新来的领导，是上级机关下来的，没在基层呆过，什么决策都是唯上，动不动就全员上街。说以前的领导，知道哪是重点，哪是形式，会分类管理，合理安排大家工作和休息时间，劳逸结合。真正的领导不是官当的多大，而是对基层、社会的熟悉程度，能够一叶知秋，提纲挈领，知人善任，分类指导。我经常跟企业家老板们说，在企业当领导不等于领导力，领导是职位，领导力是胜任能力。
怎么与社会互动？小米认为互动要设计。比起京东、淘宝，电商直播就是互动。电视台经常有政务栏目，请领导来做节目，但这都不是真的互动。尚品宅配的很多装修设计图纸是用户设计的，好的设计方案尚品就会留在数据库，可以供给以后的用户做参考，这就是互动。
公共的政策一定要与社会互动，才能够得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也能够及时收集社会意见、民间智慧。如疫情防控管理，专业医生疫情防控专业意见，危机管理专家要正确评估政策决策对社会冲击后果，心理专家要关注社会心理的疏导、基层人员的心理辅导，精益管理专家要协助优化管理流程，软件与大数据专家要协同网络数据等等。然后要及时传播，让信息对称、民众知情。要不然就容易以讹传讹，容易让别有用心的人传播各种假新闻、假信息，妖言惑众。
03 管理的细功夫就是真功夫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疫情防控严格看似成本很高，但却是全世界最低的成本。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治未病的理念和价值观。设想一下，中国采取象西方一样的防治政策，对于十四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会不会就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巨大的灾难。
今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谈疫情防控的效率如何，是因为中国的总体疫情可控，我们觉得管理有提升空间。如果中国疫情跟境外一样失控，中国社会必将瘫痪，那是谈生死的问题，而不是谈好坏的问题。
面对一切的不确定性，把自己做成确定性，就是竞争力。经营企业的确定性就是精益生产，降本增效。面对疫情防控的确定性就是“一个都不能错过”，不能心存侥幸。极致的成本最高，也是最低。“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是这道理。
企业管理能否“做于细”，企业的商业模式能否“做于细”，科学家的研发能否“做于细”，一个课程的设计能否“做于细”，一个研究报告能否“做于细”，一个服务项目能否“做于细”，做到极致，就可以降维打击，大事易成，这就是确定性，就是竞争力所在。
“做于细”是一种能力、竞争力。西方科学、技术发明“做于细”，企业就有竞争力。而今，他们在制造业基础上分离了很多的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标准、软件、规则等等，分工做的更细，更加专业，成了他们今天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但在疫情防控方面，在其他的社会管理方面，基本“细”不了，根本落地不了，这会是西方社会现代化治理的一大弊病。特别是人类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需要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时候，其文化和价值观有待进化。人类社会的存在不仅仅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更是文化进化与迭代的成果。设想一下，自然界中，人类并不是最为强壮的动物，那是因为人类有团队意识，有集体意识，有互助精神，才有了其生存空间。从团队进化到集体与社会，就是人类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嘛。
没有约束，就没有自由。只有约束，也谈不上自由，就谈不上创造力，也谈不上竞争力。好管理是在约束与自由中获得一种平衡。约束也不是自上而下，而是一种文化、使命和价值观的塑造。极致追求、刻苦努力就是一种自我约束，是自内而外的约束，有了这种约束的基础，才有天大地大，天空任鸟飞，海阔任鱼跃的自由。
基本上中国现在还可以出行、看电影、聚会，就是因为有前面的约束存在，有安全的基础。
企业与社会组织要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参与疫情防控的社会管理。要理解政府、协助政府、帮助政府，也要与政府、社会共度时艰。面对疫情，有为政府比无为政府值得信赖。所谓的市场经济，从来都没有“看不见的手”。乔治娜·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 也曾公开否定“看不见的手”，因为资本家的手，你是真的“看不见”，但他们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发展经济需要“手”，社会管理需要“手”，但就是“手”要申的合理、规矩和文明。而非阴谋、暴力和野蛮。
“伸手”就是一门艺术活，需要设计，全社会的贡献、参与和配合。社会管理需要细功夫，细功夫就是真功夫。
04 结语
我在协会服务社会十多年，觉得社会组织的价值，就是在政府、社会及服务对象中“做细”的能力。既需要宏观思维，顶层设计能力，也需要实实在在的落地能力。如果真的有“看不见的手”，那就是民间社会组织存在于社会是无形的。
社会管理，除了政府与社会，确实需要民间社会组织的存在。他们理解政府，更理解社会。发挥民间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可以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