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中国服务中心的负责人来访。德国的商会组织，系统性强、服务细致、资源丰富。
01 招商引资的时代可能成为过去
外国的商协会，到了中国，能够买单的，反而是中国的地方政府。中国各个地方政府，都有招商引资的需求。在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年代，政府官员走出去，不仅仅是工作需求，还能开阔视野，是工作、学习、生活中一件大事。甚至，出国考察学习，便成为一种待遇、一种福利。也因此，出国考察也成为外国企业，政府公关的一大手段。
诚然，中国跟德国在产业方面确实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中小企业亦然。但诺大的中国，虽然有诸多地方设立中德产业园，但相对成功的，也就是江苏太仓的中德产业园。那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一是那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招商引资重要的窗口期。二是江苏苏州政府招商引资的能力，强悍！在中国，地方政府的顶层设计及执行力组合，江苏无疑是首当其先。
广东呢？广东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哪怕是招商引资的政策，广东政府重点是在奖补，而不是事前驱动。驱动需要政策顶层设计，需要长远的规划及落地能力。东莞的台资当年如何又去了苏州，政府的政策设计及招商引资、及服务配套的能力非常重要。广东当年对于台资，还是“台商”的概念，江苏因为有新加坡产业园的基础，就有强烈的产业意识，有较强的产业配套和服务意识。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政府赋能产业发展。
所以呢，东莞虽然有先发优势，但发展水平还是不如苏州。不是东莞最近几年发展迅猛吗？总体上还是区位优势。以前是香港产业辐射，最近几年是深圳产业辐射，以后是粤港澳大湾区趋势。
所以，经济发展，总体上区位优势还是非常重要。江苏地区，也是区位优势取到关键性的作用，长三角区位。其次就是政策设计及政策驱动，这点江浙有优势。越到后面，顶层设计的能力越是重要。
广东岂不是没有优势？广东靠的是市场的力量。如果市场力量可以影响政策设计，并且政策设计还是基于市场资源配置基础之上的，应该比基于政府配置资源的顶层设计更优。但这更加难，就是政府是躲在后面的，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仅是在市场失灵时候提供服务。或者是中观无为，微观有为。广东现在提倡“放管服”，是不是基于这种思路？还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本来面目就是微观的地方政府发挥作用的缘故。
中国经济发展整体上还是政府主导，但不同地方的究竟是无为而治呢，还是有所作为呢，还是胡做非为呢，一是看地方文化，二是看市场力量，相互相成。总体而言，经济发展，市场力量还是最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推动力。
无论如何，招商引资的概念，还是政府发展经济的概念。问题是现在传统产能过剩，新产能需要培植，发展地方经济，就不是原来的招商引资这么简单。毕竟而言，招商引资有很多硬性指标，按图索骥也可以来个一二三四的方略。产业培植，关键就不是找个项目，而是你发展了什么样的能力，这种能力又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你就具备了吸引投资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其他地方也有，土地及劳动力成本更低，性价比更好，那么产业就可能流失。
02 与其招商引资，不如赋能
我跟德国同行探讨。在中国，能够购买你的服务的如果只有政府，政府把预算都给了我们，我们把精力都用在这方面，那么我们服务企业的能力可能削弱。而服务企业的能力需要不断建设的，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付出而没有收获，这是一般机构所不愿意投入的。
我想德国联邦中小企业联合会，毕竟人家发展多年，有深厚的积淀，可以不急不慢。但如果发展中国新事业，一是需要一个支撑，二是能够长远发展，这并不容易。
在中国发展社会服务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毕竟政府管不过来这么多的事情。凡是管理社会，如果颗粒度太粗，社会不满意其提供的服务。如果颗粒度太细，社会会有窒息的感觉，人性是反管理的，是需要自由度的。而能够提供合适管理及服务的，一定是社会第三方力量。
美国都提出回归制造业了，日资和美资都提出撤资中国了，中国制造业发展也进入一个存量经济的发展阶段了，招商引资已然成为过去。但政府的观念还没改过来，当然，也不知道如何改的过来，就是发展经济的抓手在哪里？他们理所当然的以为是土地、是市长。最近我们跟华为策划一些项目，华为朋友说，政府的招商引资有预算，可以帮他们把钱花好。
问题是政府除了钱，就是土地资源，需要建设什么新能力呢？那就是需要了解产业发展的切入点在哪里，吸引子在哪里，新动能在哪里？你有什么资源禀赋，有什么样的产业基础，有什么样的产业生态。首先是心中有数，再有设计能力，再有资源链接。
未来政府发展经济，就必须学会如何为产业赋能。我们探讨中德未来的合作，如果再做招商引资的工作，不是那个时间窗口，那非常艰难，事倍功半。制造业企业德国在现代化程度这方面，在精细化方面，在研发方面要比中国强。中国供给侧改革，产业需要提升，我们能够做点什么？
根据我们这么多年服务企业的经验，还就是技术与市场。老技术与新市场，新技术与老市场，把这两个做透了，就风生水起。政府服务不是不能做，而是政府服务缺乏可持续性，一个领导一个想法，不利于商协会专业能力的培养。
我们几个会员企业，在德国及意大利引进欧洲的成熟技术，不是高新技术，就是产品性能更加可靠，就在中国做的风生水起。大国博弈，大企业有政治门槛，小企业无国界。前几年中韩因萨德导弹事件，导致中韩贸易不正常，但是促成我们一家从事水泵生产的企业与韩国竞争对手合作，以避开两国政治壁垒。反正中国市场这么大，合作就是把蛋糕做大。
中国与德国，远不如中国与日本、韩国民间交流密切，但彼此之间又有合作的需求，那么就需要发挥彼此协会的作用。信任背书，信息沟通，矛盾解决，寻找出路等等。
全世界，包括中国自己，还没有把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发展的版图从“制造”模式，切换为“市场”模式。我接触了很多外国的朋友，想到中国的，必然是“产品”，而非“市场”和“消费”。要知道，中国人2018年国际旅游消费达到2768亿美元，2017是接近3000亿美元，超过中国服务贸易用出口的2668亿美元，占全世界国际旅游总消费20%左右。
为中国的消费升级服务，为服务于消费升级的中国制造服务。我觉得这是未来中国与外国产业、企业间最好的合作方向。新消费主要是把新零售做好，这点我们有资源可以对接给德国企业。制造升级要找到产业落脚点，服务中国产业集群的升级。
技术合作方面德国有经验，中国的技术转化问题是标准化没做好，大家都模模糊糊的，对接就很难。德国的技术转化体系做的好，不是新技术的问题，是软体问题，商协会是否可以探讨学习德国的技术转化、职业教育、社会服务模式。中国社会不缺硬件，缺软体系，包括我们中小企业促进会，也需要跟德国同行学习。把人家软实力学习好，就能够为产业服务，同时聚集产业。
03 “能”赋的能，就是产业新动能
董博欣这几年跑到西北做投资，老想过来广东招商引资，我跟他探讨，西北需要什么产业，当地有什么需求。就是用市场空间来赋能产业发展。西北现在大兴土木，大搞青山绿水、湿地公园、海绵城市、沙漠治理，是否能够释放出产业空间，是否需要先行产业发展规划。
陈东市长在揭阳时候能够引进德国项目，打造中德产业园，也不容易。他的做法好像是把一些金属处理的环保项目交给德方，借此引进相关产业。产业合作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况且揭阳产业基础还是相对薄弱。经济落后地区，长期合作项目需要落实市场主体。就如当年的华夏幸福，算是市场主体吧。
现在的中国不缺钱，缺乏的撬动产业发展的一些支点，然后持之以恒的把一些设想做实。包括江苏的产业园，重点不是园，是产业，用什么来构建产业生态，让企业在生态中如鱼得水，被服务，被赋能。
以前我经常讲新要素、非物质要素，什么研发、大数据、品牌和工业设计等等。但这些都是理论，你要真的把东西做出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并不容易。
中德之间企业的合作，需要打磨。王倍林跟着我们去了一趟意大利，很兴奋，后来自己再去，再去，就慢慢凉了下来。不同文化的沟通太折腾人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事情成功与否，就是热度。商协会的作用就是做活动，再做活动，提供交互场景、增加交流，增进了解、增强信任、保持热度、促成合作。林卫波跟意大利人的合作，还是跟进跟进，打磨打磨。人与人交往、商业合作，就是一个频率。做一个事，做扎实，做到生无可恋，他就出来了结果，但凡我们把一个产业的切入点找到了，找到了它动能转换的点，就有了新动能。新动能就是新市场、新技术、新组合、新流程、新产品等等。我前面讲到了新技术与老市场，老技术与新市场。华为用4G+3G+2G服务包新技术覆盖了传统老市场，这是一般新公司崛起的方式。中小企业用颠覆性技术比较难，就用成熟的技术去占领新市场吧。林卫波是用成熟的欧洲技术抢占中国新市场。
德国很多小企业的国际化是跟着奔驰宝马走向国际化。以后新能源车崛起，奔驰宝马的发展是未知数，德国从事汽车产业的产能是否过剩，是否需要走出来。小企业走出来不容易，是不是需要接触商协会的力量。它可能不熟悉其他国家的市场，是否需要物色合作的伙伴。 
04 后语
我自己从事协会工作已经十六个年头，熬了这么多年，知道平台的价值，对平台尽然有很多思考。但做平台的确不容易，要不就用资本把它垒起来，要不让时间熬出来。有时候你觉得他有情怀，其实是没办法、没选择。
一个人做一个事十几年，干的错事、坏事也好多，但不知不觉中就有很多的认知，觉得要把全部的精力，再义无反顾的投到一个事情上，做一件对的事，也就差不多了。
如是，过往皆是序幕。
产业升级这波事，是中国经济新红利，过往也是序幕。但对于更多的人，是终结，一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