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中小企业服务工作，自然要关注企业家的成长环境。新近，阅读郑永年先生系列著作。郑先生很多的著作是围绕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与企业展开的。商协会是一种社会组织，也是围绕政府、市场、社会、企业来展开服务。中国历史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商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多的理论建设，但这些，对于一个现代社会的建设，又是不可或缺的。
郑永年先生学贯中西，我就认真学习，今天的行者视角就来分享关于企业家的成长环境，算是读后感。
01 中国鲜有真正的企业家
郑永年先生对中国大多数企业家特征的描述：一是离钱太近，离科学技术太远。二是离权力太近，离使命太远。三，离官员太近，离老百姓太远。四，离政治太近，离社会太远。五，在国际社会上，离机会太近，离规则太远。郑先生还继续分析，中国企业家还普遍存在一些问题：赚钱当做唯一目标，赚快钱，跟风，简单再生产，缺乏进取心，所以，经营企业的，还不全是企业家，更多的是商人。
企业家的核心内涵还是企业家精神，以前行者视角多有表述，大多是熊彼特与德鲁克对于企业家的定义，创新精神是主要的特质。所以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特质的主要构成。
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商人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不高，更多还是政治的附庸，士农工商。跟发源于古希腊的商业文明不一样，西方社会发展成为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有其渊源的。西方的民主制度，来源于资本政治的“代议制”，马克思观点，政府只是资本的代理。
虽然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上中国的营商环境建设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东亚国家及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都概莫能外，可能跟儒家文化传统有关系。发挥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或引导作用，有利于利用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增长，称之为“发展型政府”。
东亚政商模式之所以得到认可，主要是东方的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要比西方企业多，整个社会把经济发展摆在首位，人民也因此有获得感。但有利必有弊，弊端就是权力和商业利益容易勾兑，产生腐败。
中国历史上的商业，都要在不同程度上跟政府合作。如果跟政府其中的个人合作，就可以通过借用官道避开高额税收，以获取暴利。中国历史上的商业形态大多离不开政商裙带，官商勾结。这种文化会深刻地塑造中国商业的未来，阻碍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发展进程。
02 “亲清”政商关系的制度建设
郑先生概述了中国市场体系的三个层次，顶层是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海外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底层是中小民营企业所组成的基层市场，海外称之为“自由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中间层是政府和民企的关联企业，或关联市场，海外称之为“战略性资本主义”，或“公私伙伴关系企业”，或“裙带资本主义”。
概念上我们先不做探讨，我们主要是要关注这种市场体系的设定给企业家成长环境带来了哪些挑战。一是顶层国企的管理模式容易造成用人腐败，就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进入国企会造成社会不公，国企的竞争力不是基于人才优势，而是资源垄断优势。其次是国企领导人有巨大的利益输出空间。国企垄断控制上游供给侧商品价格。二是中间层市场，容易变成“政治”与“经济”交易的市场。只有低层的中小企业，承担着大量的创新与就业机会，但因为企业功能强而政治功能弱，不受重视。
郑永年先生的观点是必须有制度建设去保证良好的政商关系确立。一是要让企业主与企业有边界，我的理解是黄光裕与国美的关系。二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边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两个实体之间的互动，必须有制度安排，而不是建立在官员与企业家个人之间的关系。我的理解，这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建设现代商业文明的社会架构而言，它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结构。不仅如此，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结构，都需要有清晰的逻辑、制度的安排。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清廉和有效政府的建设。郑先生长期在新加坡工作，对新加坡清廉政府的建设非常认可，新加坡国企管理，也是非常有效。需要防止反腐所造成的政府、国企不作为现象。反腐也需要制度约束，需要合适管理，不然也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行政资源浪费。
最重要的还是法治社会的建设，保障企业家及企业的财产权，以不会受到政治的干预及社会豪强及个别官员的掠夺。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内地区域。
03 何为企业家
一方面，虽然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源于“代议制”，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也逐步扩展为大众民主，政府对于资本的规制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伦理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是马克斯•韦伯新教改革的贡献。现代社会的企业家也越来越重视其社会责任。
企业家的概念首先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所讲的冒险家，把土地、资本和劳动要素做新组合的新要素。接下来是熊彼特的创新企业家定义。彼得•德鲁克的观点是企业家要通过创新，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和需求。德鲁克还进一步提出未来功能社会的设想，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企业管理成为新社会的功能之一。
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现代商业文明建设，它必须接纳企业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这一前提。因此，商业而发展社会法治，商业而发展社会创新，商业而发展社会文明。商业发展环境、企业家成长环境的培育和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其二，中国企业家也在现代商业文明的熏陶及传统文化的作用下，也有了从商人走向企业家发展的方向和路径。最典型的莫过于任正非，还有曹德旺。他们不是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商”，他们的探索和实践，是“士”的理想追求。他们追求的是“修齐治平”，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士”就是中国社会精英的共同追求，它超越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差别，应该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新伦理，是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身份自我认同。
企业也好，社会组织也好，政府机关也好，都是社会精英实现为社会服务的载体，政府官员有可能是“士”，企业家也可能自觉为“士”，有理想追求的人也是“士”。居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忧其君，民是民生和社会事业，君是国家前途和命运。
这是我读书以后的新思考。
04 后记
五一，读点书吧。我读书是喜马拉雅听书、微信读书和纸质书一起来。有时候听，有时候看，有时候边听边看。边听边看看起来速度慢些，但却是把两种认知能力都调动起来，效率其实不低。读书开始看不进，主要是我们要适应作者的节奏，一旦适应了作者的节奏和思维方式，就很快。我是大约两天多的时间，看了《大趋势》和《中国的当下与未来》各70%，还有一本《愤怒的葡萄》小说，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