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如火如荼的印度农民示威游行
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印度农民因印度农业改革法案而涌向新德里，抗议政府农业改革的法案。1947年独立以后的印度，一方面学习苏联、一方面留存社会空间，建立了“曼迪斯体系”的统购统销模式。政府通过农产品营销委员会选择“官商合办”（“商”包括大地主、大买办商人等）的中间商，在全国统购统销。 由于中间商通常采用较低价格与农民收购粮食，再卖给超市、菜市场、餐馆、便利店等终端。对谷物、豆类、油籽、洋葱、土豆等最基本的农产品，政府还为其提供最低收购价格。由于采购价格低，农民生活得不到保障，而为了农民的选票，政府还用2%GDP的收入补贴农民。 然而，印度农业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吸收了60%以上的人口，却创造不到20%的GDP，农业效益非常低下，成为印度现代化发展的一大障碍。印度农业改革是非常有必要的，莫迪政府的改革是很有针对性的，也看出莫迪政府作为印度精英阶层对印度社会改革的信心与决心。 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主要是印度的农业经销商及印度农村基层的长老群体，再加上反对派煽风点火，于是就酝酿成为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抗议运动。在印度文化及种姓制度的种种作用下，印度人逆来顺受，很少有这种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为何这次本来看起来很是合理的改革却弄成政府里外不是人的局面？
02 工业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印度跟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历史悠长的传统农业国家。近代印度受到英国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独立以后的印度最希望的是发展工业现代化。 印度是通过和平谈判获得政权独立的，国内的交通和工业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受到破坏，印度的工业化起点比中国高得许多。但苏联和新中国采取的“统购统销”模式，通过农产品的“剪刀差”，换取外汇，购买国家急需的工业设备，实现国家的初步工业化。 中国建立了一定的工业能力以后，一些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就不再用外汇来进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一定的产业基础的：一是工业设备，二是产业工人。虽然设备落后，但中国的工业门类还是相当齐全，有一定的供应链和配套能力。 印度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平和的国家。而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人是比较焦虑的，天天想的“自力更生”和“补短板”，所以，中国制造的高效率与中国的勤劳有关系，更跟中国人全民的焦虑有关系。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方政府，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家庭和个人焦虑的结果，你追我赶的结局就是把发展速度给提升起来。 中国农民给国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战争期间提供了部队的给养、兵源和后勤保障，建国初期稳定城市物价，为中国的工业化贡献“剪刀差”，“上山下乡”解决城市人口就业，改革开放后给制造业提供劳动力…… 工业化必须有资本，英国有圈地运动，美国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西方工业化国家都有殖民掠夺。后发展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必须有资本的原始积累。东亚国家的政府比较有权威，可以通过国家权力的介入形成原始积累，不管是国家财政、还是国企、还是国家所支持的财团，对于工业化还是有帮助的。权力、财力不集中很难形成原始资本积累而发展工业化。 看起来印度的“曼迪斯体系”不但没有实现为工业化积累资本的目标，还消耗掉政府大量的财政资金。
03 农业是第一产业，是一个社会功能
以前行者视角分享过西方视角的农业，是作为工业的原材料产业，所以农业就成为工业上游的第一产业。 产业必须有效率，农业需要有规模效应，就产生了规模化生产的农业庄园。在大卫李嘉图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下，英国养羊，美国养牛，越南种大米，菲律宾种香蕉，马来西亚种棕榈等等，生产专业分工。 既然农业是产业，农业就是一个投资品，庄园有产权，也有投资属性，大宗农产品可以交易。二战以后通过谈判获得独立的国家，虽然其政治获得独立，但他们很多的经济权益还是归属原来的资本家的，经济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农业的利润就是资本家的利润，要通过农产品“剪刀差”方式获得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基本上走不通。并且，资本家还可以通过期货市场，操纵农产品价格，让一个国家辛辛苦苦所获取的外汇，一夜蒸发。 中国对农业的发展也做过很多的探索。如果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它必须形成闭环的产出。但总体上中国更多的还是把农业作为一个功能，不仅是形成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还是后来的平抑物价，农业对于中国而言，其意义完全不是“第一产业”的概念。在中国工业化进程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后，中国开始取消农业税，开始“以工补农”。 在广东，村村通公路，通水电，现在的水泥路慢慢换成柏油路。修水库、修堤坝、修机耕路，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破坏了水利设施，农村的基础设施总体还是可以的。如果农业仅是一个产业，投入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回报在哪里？ 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时候，中国产品出口受限制，中国启动了家电下乡，补贴的钱就是产品出口退税的额。试想，如果农村没有通公路、通水电，有家电产品下乡吗？ 未来，中国经济内循环也好，中国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好，中国对于农村和农业的投资一定会加大。农业的水利设施，海绵城市的建设、绿色生态的投入等等。一位企业家去年去了西北，看到原来的沙漠慢慢绿化，觉得政府的治理水平很高，心有感慨地说，企业缴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值得！中国是通过财政转移政府投入的方式，形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外部边际效应和生态，来优化社会环境。不是资本投入产出的小闭环方式，是算大数，不是一单一单结算。 农村，是中国人生活的地方，是中国人生产的地方，是中国人存在和生活的载体。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功能，文化的生态，社会的生态。农村，它记载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乡愁，一个国家和社会越是向前，一定需要回眸它的历史，不仅仅是教训，还有它如何延绵不断。 莫迪可能是民主选举选出来的社会精英，有理想、有思路，社会也有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毕竟在台上的时间太短，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文化与习惯的形成，有它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改革，也需要尊重人性，尊重历史，要照顾大部分人的利益，要创造新的空间和维度，培养新的利益群体，形成新的趋势。总而言之，需要“慢慢的急”，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大风大浪容易翻船。精英，一定不能唯书，一定唯实。 邓公的改革，是从实验田开始，从特区开始，从开发区开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复盘及复制。让改革深入人心，得到大部分的支持，并形成更加广泛的新的利益群体。当然，最主要的是有制度去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延续性。政策可以探索调整，但它的方向，它的根本，是社会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因为，农业对于中国人而言，它就是一种传承，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底蕴，或许它经历很多的风浪，但后工业化的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离不开它绵延不绝的文化。 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中国社会的文化功能，如果没有它的温养，人类一定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迷失自己。
04 问题不是被解决的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有些文化和历史可能成为它们面向未来的负担，但如果不能和它的文化、和历史友好地相处，割裂的文明一定产生严重的社会病。 东山魁夷是日本风景画的画家，他的风景画以西方写实的眼光捕捉日本情调之美，善于表现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纯洁的大自然。自然的美在于人类重新的发现与创造，没有简单的拿来主义，只有历史的温养，才有现代的创造。日本的连锁品牌店无印良品，它所倡导的自然、简约、质朴很多来自于对佛教禅学的感悟。 如果不是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去理解，而是加上历史和文明的时间去审视，它一定会产生新的空间。特色小镇的概念来自于日本，它应该是一个国家在面对现代化的同时它需要文化内涵的一个展现。当你去面对她，尊重她的时候，或许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启示，而不是简单地抄作业。 任何改革都极其不容易，因为改革拥有既得利益者，总有对立面。大智大慧的人永远都不会就事论事，他一定在两个对立面中找到一个新的维度，可能是时间的维度，是空间的维度。邓公设立特区，以空间换时间。对于台湾问题，用时间换空间。 精英看起来雷厉风行，但有时候要知进退，要进先退，要右先左也不失策略。比如，改革需要有力量，需要更大的权力来削弱反对派的力量，可能需要一些集权，否则寸步难行，容易半途而废。 “反”，“反之道之动”，能左能右，能进能退，就说明一个体制灵活，有弹性，有操作空间。一旦一个体制被贴上标签，变成政治正确，它动弹不得，没有灵活性，就是将死的僵硬。日本画，日本品牌，东西结合，就赋予了它们新的空间。像印度、中国这种几千年文明的国家，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增加它们自己的维度，说不定就是一种全新的国家竞争力，这其中需要有智慧，需要有新的创造，否则会在现代制度设定的窠臼和民主的标签中举步维艰。
05 后语
《道德经》第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居下，柔弱居上。” 看起来坚硬的东西，都是即将死亡的东西，一种制度、一种政策，一种文化。如果灵活，一定有变通，有新的维度，有第三条道路。维度提升了，问题会被消解，而不是被解决。未来可以是新维度，历史也可以是维度，空间是维度，时空是维度。 洞察是一种智慧，来点量子纠缠般的穿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