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协会的社会功能

　　对于药品的管理，黄会长认为管理严格不等于手续繁琐。她说，国外的药品审批，主要还是知识产权证明、药效证明、诚信证明。当然，前提是把你当好人看待，但企业一旦干了坏事，失去信用，就可能倾家荡产，难于翻身。

　　如果把人看成是坏人，你要证明你是好人，不容易，证明成本也很高，并且认定也是相当主观。一旦认证门槛过高，作为市场主体，它一定利用这个认证门槛来构筑市场优势，抬高产品市场价格。甚至为了获得准入，不惜采取手段。

　　过度的监管并不能给市场筛选出优秀的企业和产品。比如股票市场的层层审批，层层审核就能够让上市公司变优质吗？为什么不相信市场的力量。假如改成注册制，由市场说了算，门槛低了，运作透明了，反而能够检验出更多的优秀产品和企业。

　　她说，市场不怕竞争，而是怕不规范。就如澳门博彩业，竞争会推动市场产品的创新优化，推动行业服务水平的提升。

　　不规范的市场，会破坏市场信誉。商协会比政府更加具备专业化的能力，可以协助政府建立规则，规范市场和社会秩序。

　　企业是一个个市场主体，它们的生存空间来自于它们的运作效率，所以企业经常强调的是效率，强调闭环。其经营逻辑是不浪费资源，尽可能减少外部溢出，能够垄断更好。

　　但市场一旦形成垄断，就会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缺乏因竞争带来的提升。所以，商协会的作用就是在垄断与过度竞争中取得平衡，规范市场、规范竞争。商协会的功能便是形成企业外部的社会效应与行业内部的规范运作的机制。

　　我在内地的协会工作实践中，也发现了商协会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服务。

　　内地政府现在非常强调服务。我曾经跟省工信厅的领导说，我们粤商班给企业家免费培训，政府每人补贴一万元。但培训一周时间，最贵的不是一万元，而是企业家们一周的时间。如果我们一周的学习，不能给企业家带来收获，他们没有获得感，这个培训项目一定是失败的。

　　政府管理社会相对宏观，而企业服务需要微观，颗粒度非常小，服务必须精细化。这里会给商协会的运作留出空间。商协会资源有限，必须充分利用这点空间，聚焦资源，贴近服务主体，发展自己专业的服务能力。

　　政府与政府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它们分工比较明晰，但彼此之间协作不够。商协会要协助企业，整合不同部门的政策，形成统一界面，也就是政策服务包的概念，服务企业或产业。

　　不仅仅如此，每个企业或产业单独去面向社会，判断和掌握资源的能力不够，需要借助商协会去甄别各种资源，因此形成它们的服务生态。

　　政府可能会掌握一些优秀的服务资源，但政府人员变动较大，带来不确定性。商协会资源虽然有限，但如若能够一以贯之，贴近需求，若干年沉淀下来，也就非常专业了。

　　因此，商协会的运作不是疾风聚雨，而是和风细雨，润物无声，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积淀。积累资源、积累社会资本、积累专业服务能力。

　　省一级商协会，虽然在资源上比不上政府，但在专业能力与资源协调上有一定的优势，可以与希望发展某种产业方向的地方政府合作，合力打造地方优势及特色产业，形成产业发展虹吸现象。

　　微观服务就是专业化服务，越是贴近用户，越是能够检验出能力和水平。如果不专业，商协会的存在就没有价值。

　　上周我参加由马省长参加的省政府座谈会，我提出要加强对于投资“一带一路”企业的服务。周四，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的柳拯局长来促进会调研，我也讲了如何利用社会组织，服务投资“一带一路”企业的想法。

　　政府的管理主要是属地管理之下的线条管理，服务也是来自于政府管理职能的延伸。一旦企业外迁，属地管理职能没有了，企业也就没有了来自于政府的服务。

　　所以，一带一路投资出去的中小民营企业，就成为没有管理，没有服务的群体。没有政府管理没有问题，毕竟所在国家和经济区域有它们的法律法规来管理这些企业，但没有了服务依托，企业的外部性会弱减。

　　日本的贸易振兴机构（JETRO）是由日本政府出资设立的社会组织，它的主要功能是促进日资和进入日本外资的贸易和投资机构。它拥有73个海外办事处，来服务与促进日本与海外之间的贸易与投资。

　　香港贸易发展局是为香港制造商、贸易商及服务出口商服务的社会组织。它在全球各地设立超过40个的办公室，其宗旨是为香港公司，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全球缔造新的市场机会，协助他们把握商机，并推广香港具备优良商贸环境的国际形象。

　　我在广州也不时与美国商会、德国商会打交道，不仅仅美国、德国企业会积极参与商协会，彼此采购他们会员企业产品，象华为也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游说相应的国家及企业。由此，很多的中国企业，也以加入美商会为荣。

　　中国虽然设有贸促会，但中国很多的贸易与展览功能并不是由它来实现的，由它来组织和实施的，包括广交会、进博会，资源不足。加上它的官方色彩，不接地气，所以服务并不到位。

　　投资“一带一路”的企业，更加愿意把服务的需求交给香港或新加坡的机构，如果这样，很难在国际上形成中国资本的整体影响力。所谓的中资概念，实际是中国国有资产。一旦没有了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服务和价值观，海外的民营资本很难形成整体的力量。甚至不如区域商会的影响力，比如温商、潮商等等。

　　社会组织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是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现代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支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