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国企研究专家，但我曾在两家国企当任高管，也在很是混乱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呆过。现在主要是服务民企，跟民企打交道多。对于国企和民企的认知，还是有很多真切的体会。
但今天的文章主要不是探讨国企和民企的优劣，而是重点思考和发现国企和民企的社会功能。
之所以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实际上是考量一个国家发展经济中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而保证其中平衡的，是制度设计与社会组织的功能实现，以及背后的政治逻辑。
01 国企的社会功能
我最近与智刚智库的任国刚总经理经常走访企业。 我们觉得现在企业发展，必须有产业视角。特别是在产业处于变革的窗口期阶段。所以企业的发展，必须是基于产业发展的企业战略。那就需要产业整合，上下游产业链的，同行业的，以提高行业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 我们跟一些民企打交道，他们还是比较现实，不大愿意从产业发展角度去考虑企业战略。毕竟，产业战略不能在一家企业中实现闭环，他们认为，有社会边际效应的事应该由政府买单。哪怕政府愿意买单，协调产业，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反而一些国企，本身有一定的土地、资金及政府资源，他们更加愿意充当“冤大头”。他们希望在新的产业格局中获取新的发展空间。 新产业格局的国企发展模式与传统的国企托拉斯模式不一样。新产业应该是基于新生态及赋能。跟十几年前的中石化、中石油，大量收购民营企业的加油站，形成规模效应，或者是垄断优势不同。中石化的并购有点类似于美国大企业的托拉斯公司。 实际上很多的托拉斯公司，他们的利润一旦主要来源于垄断，很多企业就不愿意通过创新去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对于中国的大国企而言，他们并非单纯的经营体、市场主体，而是担负特定的社会及政府功能。 比如有了中石化、中石油的存在，BP和美孚在中国市场就没有定价权。有了中国各个银行的存在，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可控。电信的、电力的，各种国计民生的行业，只要存在国家队，投资、价格也是比较可控。他们的存在，是国家产业安全的保证，也是市场稳定的均衡器。 城市的地铁、高铁这种资本密集型、且投入产出比较低、投资周期长的行业，如果不是国企投资，是很少有社会资本愿意投入。当然，地铁和高铁，有些非常好的社会边际效应，能够很好的拉动和带动城市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当然，国企的管理效率低下，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功能并非完全是经济功能，而是社会功能。如果将国企视为市场的主体，反而会让国企倍受竞争力低下、市场不公平以及腐败等等的非议。毕竟国企可以更加直接的获得来自于国家的各种垄断资源：土地、资本、矿场、专卖与许可等等。 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实践看，资本及资本家的本质就是逐利的。所有企业都希望通过垄断获得收益，哪怕是小企业是通过独有技术产品、专利而获取市场垄断地位。大公司通过技术标准、专利保护、市场准入、资本门槛等等获得市场垄断地位。 最后的结果一定出现寡头经济，导致社会屏蔽竞争、排挤新产业及新技术。比如，特斯拉会受到传统汽车产业的围攻。比如，国外的通信产业为何相对落后，高铁也是如此。垄断就会排斥市场创新，垄断资本更是如此。 寡头经济一定会造就寡头政治，资本家垄断社会资源、包括选举资源，会操纵选举。最近看许倬云先生所写的《说美国》一书中就讲到1960年美国的大选。书中描述肯尼迪竞选“第一次使用商业广告的力量，雇用了美国广告业的高手，以大量的金钱投入媒体。尤其电视正在普及，在每家的客厅中，经过塑造的人物，在电视荧幕上侃侃而谈，立刻就抓住了一般选民的喜好。”“肯尼迪则有广告商替他设计，面貌、衣着、神情等都是着意打扮和训练出来的结果。”肯尼迪的对手史蒂文森品格高、学问好，办事能力也强，但选举的结果就远远不如身为豪族的肯尼迪。 中国的国企，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社会边际效应，就是他们的投资，也会通过供应链采购，拉动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在替代进口的背景下，相信民企进入国企采购系统，还是很有机会。 在经济发展公平和效率的平衡中，中国的国企更多的是代表公平，稳定市场，提供产业边际，提供市场机会。
02 民企的社会功能
民企的社会功能主要还是市场功能。市场一定要充分竞争，才能够更好的推动企业、产业创新，更好的配置市场资源，培养优秀的企业家群体，激发企业家精神和社会创新精神。 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主要还是由民企来形成的。尽管电信业、银行业受到国家保护，但真正走出国际，形成产业竞争力，并不是这些受到国家保护的“国家队”。而是华为、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等等这些民企队伍。更不说千千万万的民企制造业，它们铺天盖地、排山倒海般涌向国际市场。 民企也可以通过协同创新供给，协助国企提高效率。虹桥家具开始是卖椅子给到机场，随着他们熟悉机场需求，就通整合供应链协同创新，一站式的提供机场椅子、办公台、服务台、安检系统等等配套供给，提高机场采购效率，减低采购成本。 小企业创新无处不在，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各种赋能，聚集基于产业发展的创新企业，形成产业创新生态，形成产业竞争力。 如果国企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格局和布局，那么民企就是体现了市场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国企可以成为市场的基础，但民企更应该成为市场的主体。国企可以布局，供给产业发展要素，推动产业发展，可以成为创新的载体。而创新的主体，应该还是民企为主，特别是基于市场应用的创新。 一阴一阳谓之道，国企和民企并非对立，而是能够相互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形成国家经济发展的竞争力。 当然，以前民企与国际跨国公司的合作关系优于与国内国企的合作。跨国公司有成熟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与供应商关系相对平等。这点，需要国内的大国企，更加平等的对待供应商，使供应链的生态更加健康，接口更加友好。
03 企业的本质是什么
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商业伦理，赋予了企业经营的道德驱动力和精神引领力。
人类有其理想和追求，也有趋利避害的人性特点。一种机制如果没有建立在制度安排之上，完全靠理想与追求，可能会异化和变形。
国企可能会产生腐败，任何企业也会因为过度逐利而给社会带来伤害。如小企业的缺乏诚信，大企业垄断。
当然，也有很多的大企业，在获得经营上的成功以后，在通过创立基金会，支持社会事业的发展。洛克菲勒基金会举办了很多的大学和医院，比尔盖茨基金会发展环保和卫生事业，卡耐基基金会从事教育及和平事业。他们体现了一种基督教的信仰精神和道义，而非制度安排。
但也有相当的国际公司，他们通过设立基金会，逃避税收。有更多的企业，通过信托安排，大量的偷税漏税。
为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探讨企业存在于社会的本质。因此而思考一个社会制度如何在机制上保证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存在是在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非破坏。 
民主党有一位候选人桑德斯，他号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认识到国家走到中后期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巨大、财富分配不公平、富豪越来越滋润，而草根越来越苦逼。他认为富人赚的多应该缴税也多，穷人赚的少应该给与补贴，这才是健康的社会。
可惜，桑德斯的政治理想在美国现行之制度设计中很难实现。毕竟而言，得不到资本家所支持的候选人不可能在美国的选举中真正脱颖而出。他所代表的，只能社会中反思与良知，他代表了美国社会对于寡头经济、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反省。但而根本而言，他们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不可能形成社会改良的力量。毕竟而言，骑在驴身上怎么找着到驴呢？
存在于美国社会中追求社会公义的还有一股力量，就是基督的精神，可能是基于博爱和救赎，居于社会道义。2019年8月19日，代表苹果、百事可乐、摩根大通与沃尔玛等上市大企业的美国工商团体「企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发表了名为《公司的目的》的宣言。
该宣言强调企业将更重视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不再独尊股东利益，并希望重新界定企业在当今美国社会中的角色。这项宣言已获得美国188位顶尖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联合签署，以示共同负责。《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这项宣言的发表意味着企业界正在反思自身在当今社会中应有的角色。
在签订的决议书中讲到“我们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目的，但我们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着共同的承诺。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至关重要，我们致力于为所有公司、社区和国家的未来成功创造价值。”
但这也仅是一份倡议书，它代表了一种反省，但远不是代表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安排的产物。因此，他们所理解的公平和正义是有其极限性的。
中国的国企他们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他们的存在是基于某种制度安排之下的社会功能。作为经济社会的一种力量，他们的价值体现，更多是国家的意志。
意志体现也需要通过制度的安排，来保证他们存在于经济社会中的合法性、合理性。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国企第一没有给社会带来稳定的供给，带来公平。
第二，也没有体现出国企的生产效率，体现出其所代表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倍受诟病。并且，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它们很多成为计划和市场中间利益转化的政策寻租载体。
因此，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它们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是被改革的对象。
而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企重新定位了它们在市场中的功能，重新塑造了自己的产业优势，因而获得了其经济社会中应有的社会地位，也间接的体现了中国社会制度设计中的某种优越性。
毕竟而言，国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它们体现为一种探索，而远非制度设计所带来的结果，更缺乏其存在合理性的理论体系。
中国民企存在于中国市场经济中，在制度安排中，也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呢？还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商业观念呢？
今天，我们还真的必须很认真的回答这个问题，以表明中国市场经济存在于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合理性。要不然，中国就会深陷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被动。哪怕，中国目前不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的游戏规则，它也必须用一定的结果导向来表明他们可能比单纯的资本主义商业制度设计更加体现其社会价值，体现了公司的社会功能。
人类的理想一定不是基于逐利的目标，公司的价值也并非实现利润本身。商业文明的最终目标还是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人类的幸福，以确保人类公平正义目标的实现。
而企业的本质，就是实现幸福。员工的幸福、社会的幸福。
就此而言，中国的民企也并非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企业，它们的存在除了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功能以外，它们还必须建构它们新商业伦理体系。肯定不是基于新教基础之上的商业伦理，而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大人”、君子追求的商业伦理，修齐治平吧。
修齐治平、万物一体之仁、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包含着朴素的人类理想，在现代商业文明持续发展的语境下，是否能够解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局，或者这也是儒家、或大乘佛教在新商业文明发展中崛起的机会。新教改革，就是面对社会发展需求的改革，使其逻辑和伦理更加合乎于社会发展的潮流。
04 结语
本文在概念上比较混乱，就是在论述国企时候，经常拿国际大公司来做比较。 其中隐含着的一个概念国企就是等于中国的大公司。 在两者的比较中，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模式下，他们社会功能的差异。因此而观察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哪个制度安排更加之合理，从而更加理性的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及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