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阴阳，读书有“晴耕雨读”，“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说。今年流年不利，新冠疫情爆发，经济发展停摆，算是阴柔之年吧，那就读点书。
把狄更斯的大作看了大半。读了好些的诺奖作家的作品，马尔克斯的，加缪的。喜欢读散文，类似《瓦尔登湖》的，有一本叫《夏日走过山间》。
对，无聊时读穿越小说、官场小说也是很有趣。奥斯卡奖电影原著，如《香水》、《印度之行》。不厌其烦的读各种版本的世界史，经济史。
很多年不曾读中国史、说，但今年也读了一些。年初读了一个版本的《王安石》，以前也粗看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新近开始读梁启超先生《王安石传》。刚读完许倬云先生的《说中国》，一半的《万古江河》。荷兰学者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也非常有意思。
令我感慨的是关于张居正的改革。读的是熊召政所著的《张居正》，这个版本还获得2005年的茅盾文学奖。
1 改革，最难啃的骨头
很多年前看过孙皓晖的《大秦帝国》。
纵观中国历史几千年，通过改革获得成功的案例非常之少。战国时期的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算是非常成功。几个国家通过变法，一扭国家经年积弱，国力渐强，威服诸侯，成为非常有竞争力的国家。特别是秦国商鞅的变法，非常彻底，最终为秦国一统天下奠定基础。
可惜变法的对象大多为既得利益者的贵族阶层，吴起和商鞅个人最终却遭到反对派的杀害，吴起的变法还遭到废止。
中国历史上还有两个功成垂败的变法，就是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和明代的张居正变法。两个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力挽狂澜，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家的实力，同时成就了两个朝代间，最为鼎盛的时期。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问题就是一个国家最为核心的问题。一个朝代开国立朝，社会相对公平，百姓也安居乐业。可随着朝代发展，土地慢慢被豪族所兼并，老百姓没有了生存空间，遇上凶年，民不聊生之际，就会揭竿而起。也有强敌者，趁火打劫，改朝换代。
改革者的目标都非常明确，就是主动改革，止住国家的颓势，让国家的发展重上轨道，让社会发展更加均衡，相对公平。商鞅的废井田，王安石的方田均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重点都是土地及赋税的改革。
《张居正》中描述，光隆庆朝在籍皇室宗亲就有八千二百一十四人。朝廷的宗亲，拥有土地四百多万亩。由于他们免税，兼并回来的土地也就搭便车逃税漏税。而朝廷中而领食俸禄者，文官二万四千，吏员五万五千，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个，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八万五千八百。每年所缺税粮大概一千多万石，入不敷出。
宋朝有很多特殊阶层，他们多为朝廷的文官、豪族，他们都是免税。王安石的募役法，使到原来特殊阶层，也需要缴纳一定的钱来助役。募役法解除了强制农民征役，使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生产发展，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中国历史上改革确实是最难啃的骨头，而改革的成功，最终是打破了既得利益阶层对社会财富、发展空间的垄断，保证了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发展空间的存在。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没有被完全堵死，社会就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和活力。
比如商鞅的奖励军功制度，让普通的士兵也有上升通道。比如科考制度，也让普通的士者也可以通过科考，实现人生的逆袭。
邓公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就是开放社会，让能者读书、经商，让社会创新创业。最终是让改革的利益阶层，永远多于既得利益阶层。并且让改革的利益阶层，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但难就在于，原来改革的得益者，慢慢也成为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反而成为持续改革的阻力。如何持续改革，持续释放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进步？
孔子的儒家学说，也仅是到了汉代董仲舒，才得到独尊的确认。虽然是独尊，但中国文化还在形成中，汉唐文化，基本的格局还是海纳百川，大开大合。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和底盘。 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有它的社会背景和发展逻辑。改革，也需要它的逻辑。商鞅变法，也曾经周游列国，在齐国，与孟子辩论，在魏国与百家辩论，在秦国与甘龙杜挚辩论。辩论就是变革的舆论和理论基础。 王安石变法，首先是倡导新学。新学以儒为宗，但不拘泥于儒学的旧传统，敢于突破儒家思想旧框子，力求义理，通经致用。他反对汉儒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敢于怀疑经传，探求意蕴，自创新说以解释古代经典。强调在求“理”同时，务求致用，在理论研究上不囿于固有结论，勇于探索，言有新意。新学是开拓创新的义理之学，是学术思想解放的时代产物。 梁启超认为王安石的新学重点是“经世致用”，也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而张居正的改革，比较直接。在《张居正》这本书中，张居正的改革从易到难，首先是吏治改革，接着是财税改革，最后才是教育改革。 明朝是一个皇权专治的朝代，张居正哪怕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其实没有宰相的权力，他的权力，仅是票拟。当然，大部分情况下，皇帝会遵从内阁决定，但决策权还是皇帝的，哪怕万历皇帝登基时候才是十岁的孩子。 所以，明朝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传统儒家理论的君权天授的王朝。因为君权，必须受到天的制约。天是什么，就是民心、民意。天下人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天下苍生的天下，执政必须为民。董仲舒说：“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足以贼民者，天夺之。” 如果皇权专治，意味着明朝是姓朱的，张居正就是跟朱家打工的。屁股指挥脑袋，张居正要做的事情自然是把首辅的位置坐稳。张居正还是很有职业操守的，他真的一心一意、鞠躬尽瘁为明王朝的巩固服务，为朱皇帝中央集权的巩固服务。 王安石虽是儒家新学，虽然很多具体的内容方法跟传统的儒家不同，但作为君子修齐治平的理想和使命却是一致的。“经世致用”的目的，无非还是给百姓安身立命，给天下带来太平。 张居正刚好相反，他还是极力坚持儒家正统思想，反对标新立异。他对于李贽及其学问的存在，怀有高度的警惕。对于曾经的好友何心隐却是将其通缉棒杀。小说中，何心隐与张居正谈了三个建议，一是用贤人，不用朋党；二是用循吏，不用清流；三是清巨室，利庶民。前两个建议，都得到张居正的认同和采纳。第三点，也是最为根本的立足点，属于立场站位，双方则完全对立。 指挥张居正脑袋的，是首辅的位置，这没问题。首辅对谁负责，对天子负责也没问题，但如果天子所代表的不是黎民百姓，而是朱家天下呢？张首辅还能够“清巨室，利庶民”吗？张居正的政治正确是什么？
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偏执狂。但如果王安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偏执狂，我更愿意相信张居正是一位技术官僚的偏执狂。王安石被称“拗相公”，为了实施变法，一根筋走到底，无所不用其极。也可能因为操之过急，或不熟谙人性，使很多变革者，都走到改革的对立面，导致改革的失败。但王安石的诗词非常优美。 虽然从层面上讲，王安石的变法更加的立体。新法是变法的理论依据，各种新颁的条令是变法的实践，把新法的探索和实践应用于科考，目的是给变法的实施创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也算是“三位一体”吧。可惜这个“三位一体”实施起来太过匆忙，最终为是无疾而终，反而落得一个“北宋亡于王安石”的骂名。 感觉明朝是一个非常灰暗晦涩的王朝，能够走上首辅位置的人，无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人，张居正想必如此聪明绝顶。所作所为，都必须拿捏的准确，改革的收效也非常明显。 张居正非常清醒，多用能干事的循吏。太史公讲，循吏是指那些勤政利民、刚正不阿、执法无私的官员。张居正对清流者，没有好感，认为都是眼高手低的人，遇事不讲变通，好名而无实，讲的都是绝对正确的废话，盘算的不是现实利益，而是道德功名。 隋唐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开放、迭代和进步已经成为过去。思想一旦被系统化和固化，社会就会走向封闭和保守，任何的创新要不成为异端邪说，要不是这种学说变得玄之又玄。王安石的新学，王阳明的心学都是这种命运。 相对于欧洲社会的发展，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每隔一百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取得一个巨大的进步。地理大发现，思想解放、新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波波袭来。而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晚集，日趋走向封闭。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反省中国的道德唯上论，讲：“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 而明代的王阳明讲中国官吏的道德观：“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 黄仁宇切境的指中国的官吏，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说到海瑞：一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王跃文在《大清宰相》中说：能官多专，清官多酷，好官多懦，德官多庸。海瑞在苏州府的任上不到两年时间，硬是把一个膏腴之地，弄的经济萧条，赋税骤减，富家纷纷举家迁徙他乡避祸。 在讲到中国社会的治理，黄仁宇深恶痛绝的分析：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他继续讲，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我们把张居正改革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也就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浪花。因为他仅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一个中国专制王朝阴影底下的一个妄动。 他所探索和实践的一切，就是一个十年的改革。它没有时间为他的改革做理论铺垫，他没有时间和能力，去架构一个体系，去保证在他离去之后，能够在法治的架构里面保证他努力的成果能够得到持续的推广。 实际上，对于一个专制的王朝，就是有十个张居正、一百个张居正，也是无能为力的。但如果把一百个张居正放在一千年，又自是不同。改革者们，向天再借一千年！
什么是中国与中国文化，它并非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约定。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的《法国文化史》解析，“一个群体居住的领土，一份共同回忆的遗产，一座可供共同分享的象征和形象的宝库，一些相似的风俗，是怎样经由共同的教育，逐渐形成的一个国家的文化”。 许倬云先生讲：“中国”这个观念维系力量有三，一是经济网络，二是政治精英，三是书写文字，使得中国虽然广土众民，仍然可以确保国家内部的沟通，谁也不会被排斥在外，“中国人”才有一个共同的归属感。 许倬云先生继续说，回顾元明清这数百年“华夏/中国”的历史，他感到中国既不再有汉唐时代的包容和闳放，也失去了儒家思想与知识阶层对皇权的严正批判精神，这使得中国“失去主动、积极的气魄”。 许先生深感现实世界的刺激，在世界文明存在和变化的大潮中，在“西方的现代文明本身也已经趋于老化，如何在双重迷失的情况下，致力重整原来的共同体，建构一个动态平衡的新系统，将是各地中国人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越过王安石的改革，越过张居正的改革，到了今天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探索，相信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它并非是一些社会制度安排的结果。因为马克思都不相信。但它确实中国非常真实的选择，它一定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 同时邓公当年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相信也是一种文化开放、包容选择的结果。从理论，到实践，到法律，它应该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改革的历程。包容、开放、中庸，进取，为天下故，为苍生故，而不为功名、文章与道德，不为政治正确，与一时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