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一个意外事件，让一位参加协和医学院“4+4”医学教育体系博士项目的规培医生走进大众视野，让这种医学博士选拔与培养方式受到社会大众的质疑。
推动“4+4”医学教育体系改革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曾在中央电视台热情洋溢地介绍这个项目。按照王辰院士的介绍，“4+4”项目与国际化接轨，可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以吸引优秀生源，打破学科壁垒等。学新闻的、学经济的、学哲学的全球名校学生，都有机会进入这种培养项目。王辰院士讲，通过选拔，可以将素质最优秀、品格最高尚、最有助人之心的、最有悲悯心的，最愿意学医的一批人，培养成为中国医学界的“梦之队”。
协和“4+4”医学教育项目的这种医学人才模式最早起源于美国。其诞生背景是为了解决传统医学教育学科单一、创新力不足的问题，旨在培养具有复合学科背景的医学人才。
但美国医学院校需要申请的学生具有良好的生物、物理及人文社科学术背景，必须参加美国全国统一的医学院入学考试。这不仅对申请者的学术成绩、科研潜力有严格要求，还极其注重考察其临床志愿服务经历、沟通能力等综合素质。有一位在中国读过医学博士的考生在美国参加“4+4”项目考试都要经过两年，可见美国医学院“4+4”项目入围之难，简直是万里挑一。
2018年，协和医学院仿照国际“4+4”临床医学教育模式，启动了临床医学专业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班，首届“4+4”试点班17位临床医学专业博士毕业生于2023年正式毕业。同是医学博士培育项目，为何在美国成为主流的医学人才培育项目，在中国却因为一个意外事件，而备受公众质疑呢？王辰院士极力推崇的选拔“品格高尚、悲悯之心”的人才在哪里，难道是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不服的缘故吗？
我不愿意去揣度王辰院士举办项目的初心，毕竟中国确实需要通过各种探索去改变现实中的问题。我曾经在几年前关于疫情管理的文章中讲到，中国经济部门是效率最高的部门，因为它开放、与国际接轨，有全社会的参与，并且从输入要素到输出结果体现全社会的大闭环，所有政策设定都可以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中国的医疗、教育系统不够开放，它们自我闭环，所有成果都可以“自我圆满”。一旦这种部门因为特殊事件介入社会管理，就会因为它们缺乏与社会的接口而导致整个社会管理效率低下或陷于瘫痪。
如果通过董医生的偶然事件作为某种结果随机检测，可以推断出来，哪怕是非常好的初衷，如果缺少过程的严格执行，再完美的设想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一是中美文化迥然不同，选拔机制在美国没有问题，但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之下，歪嘴和尚就会念歪经，关键在于“4+4”中间那个“+”，关键节点没有理解与执行到位，问题就会出现。第二就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领导人对于人性弱点的理解不充分，导致局面难于控制。特别是不经历基层的领导，不理解人性中残酷的一面与社会的复杂程度，事物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理想使然，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沌系统。社会学就是混沌系统，体现为非线性的发展逻辑。
王辰院士的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如王安石改革、张居正改革，他们的问题都是对于社会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一旦所设定的改革内容缺乏社会的参与，在强大的官僚体系、门阀派系惯性面前，不堪一击。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何成功，就是有社会的参与。王志纲老师讲深圳改革开放，“释放了魔鬼，造就了天堂。”理解了人性，利用人性，去推动社会的进步。什么是人性，就是每个人都有自我成就的愿望，有追求美好生活的盼望，能够将这种力量转换成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就是领导人的智慧。
推动改革，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来自社会的参与，需要社会视角与对于人性的理解。这也是中国当前社会改革存在的问题，没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好高骛远、脱离社会的所有改革与政策设计，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最后都难免事与愿违。
最后再次强调，但凡跟百姓利益相关的，涉及社会层面的所有改革与政策设计，改革者都必须深沉厚重、如履薄冰，否则会因一个小插曲，让我们的事业毁于一旦，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也是混沌学中的“蝴蝶效应”。
中国当下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对于权威的倚重，而往往忽略来自于社会层面的创新，“大领导、大企业、大专家”模式摄取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并没有给社会带来预期的贡献。相反，很多里程碑式的创新却来自于名不经传的小创业机构或没有名气的小人物。风起青萍之末，蝶起翅膀之微，一个社会良好的生态，是如何保护或者发现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创新，如改革开放前安徽小岗村的创新，广东顺德的一个集体挂靠企业。社会需要打破大领导一言定乾坤、大专家无所不能，大企业包罗万象的迷信，才能推陈出新，营造出生态更优的、更加平等友善的社会环境。一个屏蔽创新生态、创新创业、创新精神，缺乏热情与激情，缺乏存在感与参与感，缺乏公正与公平的社会是冷漠与可悲的，是没有活力与生机的。
如果协和“4+4”项目失败，不是因为培养了董医生，而是董医生的出现，让民众失去了社会公平公正的信心。而最大的失败，莫过于让政府与民众丧失改革的信心。
中国医疗与教育体系的改革，比一个协和医学教育的培养项目，重要一万倍。改革者的失败，不是改革本身，而是让社会不再相信改革，这才是最大的不幸。
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