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发表的一场关于中国崛起的演讲，大概是讲美国现在所出现的问题跟中国没有关系，是跟美国资本的贪婪有关系，是资本逐利所推动的制度使然。
在鲁比奥的演讲中，感觉也是找不到美国对于自身问题的解决方案。比较容易的做法，就是制造一个对手，让社会达成共识，然后同仇敌忾。但是，所谓民主制度，小修小补可以，倘若要在根本上对制度进行修正，又谈何容易。
制造一个对手容易，但容易把长期的目标与短期的措施混淆，加上美国的选举制度，一届总统也就四年，难以形成对长期积累的结构问题做出根本性改变的空间与势能。
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像商鞅变法这类血雨腥风的，可能取得成功。如果仅是在制度上做修补匠的，都是浅尝辄止，经不起一场风浪。像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变法的对象是谁，都是既得利益者，都是世家大族。中国古代的世家大族与官僚体系关系，有点像今天美国政界、商界间“出则为仕、退则为商”的旋转门，进则在朝廷为官，退则经营产业。
中国古代的产业是什么？一是土地经营，二是经商。因为与官僚体系相互勾兑，所以，一般而言，最后都会进入垄断经营。土地的垄断最后就是土地兼并，以明朝为例，开国之初明朝纳税面积是800余万公顷，到了嘉靖帝就只剩400万公顷。这主要是特权阶层增多、士绅逃避税赋的缘故。最后就是政府入不敷出，百姓收入减少。而工商业垄断的结果最后就是遏制创新。这一幕我们感觉是不是在某种场景上也可以对应得上，非常熟悉！
这也是一个系统自然的熵增，感觉没有什么国家或系统能够逃避这种规律。一个国家的熵减是什么，就是改革！熵减也需要动能，动能实际上是寻找变量带来的动能。
比如商鞅变法的熵减变量主要来自于激励底层的农民开发荒地、激励军功。张居正变法为什么是小修小补，就是变量不足，动能不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崛起的变量是大航海，全球开拓殖民地，英国的变量就是工业革命。一种是数量增加，一种是质量变化，所以大航海有动能，工业革命有动能。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就是找到新的变量，农民可以承办经营，对外实现开放，对内允许民营企业经营，于是，释放了整个国家经济的活力。
除了改革开放，中国过去几十年最大的变量则来自于中国产业界源源不断的创新，并通过创新，挤压了资本所垄断的市场与利润空间，进而导致了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
所谓改革红利，就是熵减的结果。
工业革命本质上是找到新的变量与动能，如蒸汽机就是一场革命，电气化、信息化都是，今天的数字化与新能源都可以是。所谓的康波定律、经济周期就是新技术发展的周期。
寻找国家发展的新变量就不容易了，它涉及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如中国古代的世家大族、官僚体系，今天美国的金融资本。
鲁比奥站在美国的角度可以大讲特讲中国的成功，但中国通过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势能也慢慢释放了，它也需要寻找新的动能。
中国不仅仅需要鲁比奥这样相对清醒明白的人，但更需要新的改革棋手。因为国家需要不断地熵减，才能够释放更多的活力。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内因起作用，如何高效率地改革自身制度设定所带来的限制社会活力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