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视角丨兴化千垛油菜花的文化密码

　　上周笔者参加“寻美中国、寻美江苏、寻美泰州” 兴化行主题活动。笔者参观了泰州兴化的千垛万亩油菜花。兴化垛田的形成开始于唐朝，古人架木浮田、垒土成垛，形成高出水面1米以上的田块，田垛以沟渠相隔，呈现千垛隆起、河网密布、农田棋布的景观。

　　兴化垛田通过筑圩堤，通排灌，建设了独特的复合灌排工程体系，在世界灌溉与排水工程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列入联合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兴化垛田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维系的一个活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生态、农业和文化价值。

　　上周末，笔者刚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一篇“钢筋、数字与生态”的文章，文章刚好分析了水利工程是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国家最为重要的技术支撑。笔者在文中讲，“在中国历史上，水利不仅是经济工程，更是政治合法性的象征。水利技术带来的刚性，成为中国文明的物质基础。水利又不单是一种技术，它还是一种文化，化险为夷、变害为利的文化。水利更是中国的一种信仰，动员国家力量，干成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大事的信仰。”

　　水利工程通过系统优化与生态协同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并发展了其“内生整合型文明”，从中国水利技术所代表的中国竞争力模型表明，文明的高度不取决于征服多少土地，而在于能否将技术演进与人类福祉深度耦合。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而农业命脉系于水利。从大禹“疏堵结合”的治水理念，到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工程哲学，水利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治理的缩影。其核心逻辑具有系统性、动态性与生态性的特点。

　　一是系统性，将山、水、林、田、湖与社会视为生命共同体，通过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结合实现整体治理（如都江堰的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洪、宝瓶口控流的三位一体）。 

　　二是动态性，根据水文变化灵活调整策略，兴化垛田“春修圩、夏排涝、冬清淤”，每年的治理细节都不尽相同。

　　三是生态性，动员官、民、商多方力量，形成“国家主导、民间协作”的治理网络，清代时候兴化就形成“按亩出夫”的制度。而今兴化垛田万亩油菜花也是政府规划、企业运营、农民参与的生态互动模式。

　　宋代范仲淹任泰州盐官与兴化县令时曾经推行“圩田法”，修建海堤。通过划定圩区、分配水权、建立堤坝维护责任制，将分散农户整合为治水共同体。技术、制度、生态的协同创新，是中国历史社会治理的重要构成。

　　法国学者魏丕信提出“水利社会”理论，认为中国通过治水形成了独特的集权与自治平衡结构。兴化案例印证了这一观点。

　　政府主导重大水利工程，制定规划与组织工程实施。兴化村民负责垛田日常维护，延续“有事共商、有活共干”的传统。市场主体投资建设智慧灌区系统，但经营权仍归合作社，形成“社会资本+集体经营”的混合模式。

　　这种“有为政府、生态社会、有效市场”的三元治理结构，恰是水利文明基因的现代表达。这其中，恰好隐含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治理密码，从大禹治水开始，从都江堰开始，从泰州兴化垛田开始，得到兴化垛田万亩油菜花的再次印证。

　　兴化垛田万亩油菜花的实践，本质上是古代传统的水利工程的现代化升级。传统垛田的水利系统是一个微缩的“自然-经济”循环体。它首先实现生产物质的循环利用：挖沟取土垒田、沟渠养鱼、淤泥肥田、作物生长，跟珠三角的基塘农业异曲同工。

　　而今天新的“水利工程”实现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跃升。当地政府将分散垛田整合为“核心保护区、生态缓冲区、文旅开发区”三级体系，既保护遗产又拓展功能。通过一产油菜种植、二产菜籽油加工、三产花海旅游，三产融合实现了产业闭环。

　　“水利工程”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思维的体系，兴化垛田油菜花新的系统实践避免了“就农业谈农业、就旅游搞旅游”的碎片化开发，在多元目标间找到均衡点。

　　古代垛田随水位涨落调整作物结构（“水进种荷，水退种麦”），现代兴化则将这种弹性应用于产业治理，春赏菜花、夏采龙香芋、秋游菊田、冬品鱼鲜，破解乡村旅游“半年闲”难题，实现系统稳定与动态调整的平衡。

　　水利工程本质上是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共治、共建、共享。明清时期兴化“按田出夫，按夫分水”的制度，通过权责对等实现集体行动。现代兴化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复杂的利益联结。包括资源确权，多元参与及社会互动实现现代社会生产系统新的联结。

　　通过垛田经营权许可，允许农户以田亩入股旅游公司，既保障产权又促进流转。政府负责生态补偿与基建，国企提供技术设备，村民经营民宿餐饮，旅行社开发线路，形成“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股份制架构。

　　当地干部介绍，每年的油菜花季节，光旅游门票收入就有三千万元之多，村民还可以通过经营民宿、游船、饮食、农产品等增加收入。政府也将油菜花的收益，全部交给农民。

　　历史遗产得到保护，社会得到稳定，农民得到实惠，经济得到发展，这应该是古代“水利工程”的现代叙事方式。

　　在现代化的语境中，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已经从“单一的自然工程”迭代到更加复杂的社会与经营场景中，它的命题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中国历史上土地“主角”的农民，已经从“土地耕种”的主体变化为中国现代乡村振兴多元创收、增加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

　　中国现代的乡村振兴，其核心是产业的振兴、人的振兴与文化的振兴。

　　在兴化，农民不仅是土地的使用者，更成为产业链的参与者与受益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农民与农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稳定租金，通过多种就业创业增加收入，通过销售农产品获得收益。这种“不离乡、不离土”的增收模式，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合伙人”与主体。

　　在尊重自然与人文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激活人的创造力，让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循环共生。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及乡村发展的元逻辑。

　　水利工程既有其系统性，又有生动的灵活性，因地、因人、因时而变化，是一致性与多样生态的统一。

　　中国文化拒绝简单的“机械复制”，它不要求所有乡村都种油菜花或打“村超”，但它鼓励每个地方挖掘自身的“水利基因”，可能是四川战旗村的三产融合模式，可能是陕西袁家村的全员股份模式，总体而言，就是激活内生动力、尊重地方特色、构建利益共同体。

　　它也反对“断裂式创新”，现代技术、工具、管理方法必须与传统知识体系嫁接。

　　它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城市与农村、保护与开发、个体与集体的二元对立，必须建设更加生态的社会化融合系统，在系统的共生中发现新的社会、文化与未来。

　　从大禹“定九州”到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文明始终在与水的对话中成长。兴化千垛油菜花的启示在于，当我们将水利工程视为一种文化符号、将治水智慧视为治理基因时，乡村振兴便不再是简单的产业选择或景观打造，而是一场文明传统的现代化创造性再造。

　　这种转化没有标准答案，但它必然遵循“系统治理、动态平衡、全民共建、造福社会”的深层逻辑。这不仅是都江堰历经2000多年仍在灌溉成都平原的密码，也是千垛田从沼泽中崛起的根基。如果李冰内心没有万顷的良田、纵横的沟渠与千千万万的百姓，再好的资源也会成为祸害，再大的盆地也会成为泽国。不管中国的水利工程如何之进化与迭代，如何之与时俱进与现代化，它始终一定是百姓的福祉，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才是所有水利工程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水利工程自然的概念，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逻辑与文化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这种历史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