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上午，广东省委社会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做好广东省社会工作，省委主要领导悉数出席。广东省委旨在通过全省社会工作会议推动全新的社会工作，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更好以自治激发动能、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系统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实效，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2023年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犹如投入社会治理深潭的一块制度界碑。这个整合了原民政部、中央组织部相关职能的新部门，其诞生背景折射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深层逻辑，正在重塑大国治理体系的底层架构。
01
被忽略的中国社会结构性力量
笔者近日在申报一个证件时，发现职业栏中没有设置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选项，就勾了“其他人”的选项。在众多人的印象中，社会组织等同于二政府、退休老人协会，办事效率低下，没有社会存在感，若有若无。
与此同时，民政部近期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社会组织总量突破90万家，从业人员超1100万人。广东省民政厅2023年数据显示，广东省全省拥有7.2万家社会组织，其中行业协会商会占比达38%，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服务生态。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该省5.4万家社会组织贡献了GDP的0.5%，其“枫桥经验”升级版中社会组织参与率达91%，这些数字背后是制度创新的持续赋能。
在2018年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深圳市编办”）出台的文件中，为了有效解决事业编制总量不足与公共服务刚性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深圳市编办发文要求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也明确，面向社会公众的服务和政府履职所需的专业性辅助性服务应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包括公共教育、就业、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政府履职所需的专业性技术服务、法律服务、后勤辅助等等。
深圳市正是通过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不断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使深圳社会组织得到蓬勃发展。深圳现有社会组织数量1.1万家，并以年均12.3%的增速，创造每万人6.3个组织的服务密度，位居国内前列。
02
第三元结构与治理现代化的理论
著名政治经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公共治理提出“第三元结构理论”，就是在公共资源治理领域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元对立模式，提出了第三种治理结构——社会自主治理，即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供给模式，从而有效地克服单一靠市场或政府来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
她认为，公共资源的治理并非只能依赖政府集中管理或完全私有化，而是可以通过社区自主组织和多中心治理实现有效管理。
奥斯特罗姆主张公共资源的治理应由多个决策中心共同参与，而非单一权力中心。这种多中心结构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
她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社区成员可以通过自主组织制定规则、监督执行，从而有效管理公共资源，避免“公地悲剧”。
奥斯特罗姆强调，不同情境下需要不同的制度设计，没有一种“万能药”可以解决所有公共资源问题。
奥斯特罗姆认为制度可以扩大理性人的福利，这种制度能使人们不再单独行动，而是为了达到一个均衡的结局而协调他们的活动。有效的制度设计便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设计与社会成长的新理念、新逻辑。
03
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的服务重构与效能革命
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成本最小化所采取的模式是“皇权不下乡”。“皇权不下乡”是指县以下基层社会由乡绅、宗族、行会等自治力量管理。明朝王阳明推行的《南赣乡约》，通过地方精英制定规则、调解纠纷，形成了一套非官方治理体系。
在清代，县衙平均仅有5-10名正式官员，却能管理数十万人口。以19世纪广东为例，县级财政支出中基层治理占比不足3%，远低于同时期欧洲地方政府的15-20%。
这种治理方式还体现它的社会韧性。宗族义庄、社仓等民间系统在灾荒中发挥关键作用。明代嘉靖年间，徽州宗族储备的粮食可支撑本地居民生存达6个月之久。
同时，中国乡村通过书院、乡约维持了儒家伦理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并将道德教化融入自治规则。
中国古代的乡村治理模式也导致了很大程度的权力垄断、社会固化与发展僵化，使中国在近代错失了融入人类社会工业化的进程。
奥斯特罗姆的“第三结构理论”是一种正式制度设计，包含着法律与契约，是多元的、开放型的、现代的社会治理模式。
在浙江“枫桥经验”中，乡贤参事会调处成功率达92%，同时通过司法确认保障公平性。在现代化治理语境下，中国传统的“士绅调解”可升级为现代社会组织参与矛盾化解机制。
在中国香港，据香港社区投资共享基金的年度报告，3亿港元财政投入通过社会组织执行，实现了27%的治理成本下降与82.4%的居民满意度提升。
当下，香港每万人中就拥有20.3个社会组织的服务密度，总从业人口达35万，占香港总就业人口9.2%。而香港贸易发展局、旅游发展局等23家法定机构，以非政府形式承担了全港72%的公共服务供给。这种“政府出资、法人运作”的模式，使香港公务员规模始终控制在18万人左右（占就业人口4.7%），较新加坡低3.2%。香港社会服务联会78%的社福服务执行率，诠释着第三部门的制度价值与效率。
这种效能革新需要新的制度护航与设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需要通过“发展基层智慧治理”、“拓宽基层参与渠道”以及“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来实现。二十大报告阐述：“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与中国社会组织的存在，既能保持中国社会治理的一致性，又可激发基层多元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弹性治理结构。
04
结语：新使命与新坐标
中央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标志着社会组织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工程。中国的社会组织，正在成长为支撑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对于历史与现代治理规律深刻把握的体现。
二十年前，在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筹备之时，我写下了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使命：“努力使企业家成为社会最受尊敬的群体，努力使协会成为令人尊敬的社会组织，努力使协会工作成为令人尊敬的职业。”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我们可以见证，中国社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一定可以书写进入大国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