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视角 | 时代永远向前

　　火红的七月，穿越来到火红的年代。笔者参加了一期井冈山的红色革命培训。

　　那是一个前途未卜、扑朔迷离的混乱年代，毛委员带着在中心城市争夺战中溃败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新的探索、建设与锻炼，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得到成长，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摇篮。

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学习中，笔者了解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关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经过。

　　袁文才、王佐本是井冈山绿林出身，毛委员来到井冈山以后，他们从怀疑、到合作、到融入革命，成为革命队伍的一份子。应当讲，袁、王的融入，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来随着毛委员到瑞金拓展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后，井冈山革命工作的就由当地的党委负责。原本，在井冈山革命队伍中就存在一个“土客矛盾”问题。所谓“土客”其实就是先住民和后住民之分。袁文才与王佐都是从广东客家地区搬迁过来的，与地主存在矛盾而上山成为绿林。

　　土客冲突的本质，在于争夺生存资源，极端形式就是土客械斗，争夺乡村资源。中国土客冲突发生的时间跨越度很长，从明朝中期到清末均有发生，但绝大多数土客冲突均发生在清末。清末广东土客械斗就形成了客家人新的迁徙，东南亚及周边地区，台湾、江西、广西、海南、湖南等地。为什么客家人基本在山区，就是平原地带、能够耕种的地方都被先住民所占。

　　有一句话很好的形容了井冈山革命队伍中的土客矛盾，“客籍的党，土籍的枪”，就是讲井冈山当地的土籍居民掌握着政权，主要是边界特委，而井冈山当地的客家人则掌握着军队，既是武装力量。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文件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由于时间上的延迟，到1929年秋季，上海中共中央派员赴湘赣边界巡视，要求红五军和湘赣边界特委不折不扣按中共六大决议案处理袁、王。由于熟悉当地情况的毛委员已经离开井冈山，所以，袁、王被井冈山边区特委朱昌偕等人及红五军于1932年2月设局所杀。

　　这个事件影响非常不好，一是造成共产党言而无信的形象，二是把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武装力量推向国民党，袁、王部分旧部和族亲选择反共，才经营两年多的井冈山根据地脱离了共产党控制，直至1949年才由解放军剿匪解放。

　　袁文才、王佐的被错杀加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动荡和分裂，对共产党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错综复杂的年代

　　授课老师在讲习井冈山的历史中，经常讲到革命斗争年代的复杂性，很多东西似是而非，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

　　比如井冈山革命，“枪杆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从农村包围城市”等等很多的观念与认知，都是在付出很多“血的教训”以后才形成的。

　　但在共产党成立的初年，没有实践经验，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苏联的理论与经验，缺乏跟中国具体的情况结合，所以早年中国共产党容易犯的错误，基本都是“左倾”错误。

　　当年的毛委员也常感无奈，他最怕“钦差大臣”满天飞。他自己曾经被“钦差”撤掉职务，还开除了党籍。后来又来了两个“娃娃”命令他，“立即向湘南发展”，还要毛委员随军指挥。毛委员在湘南的失败后跟上级党委的总结报告中就讲：“希望你们以后派人，不要派不懂事的学生娃子来。”

　　错杀袁文才、王佐，井冈山的革命形势毁于一旦，毛委员对此也是扼腕叹息。虽然袁文才与王总也有绿林好汉的习性，但只有毛委员这种从群众中来、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有真正的发言权，才能够真正的理解不同革命时期主要的矛盾，才能够把握革命斗争的主要方向。

　　很多人虽然有革命理想、有革命热情，但对于革命的认识多是来自于教科书的本本主义。对于袁王错杀事件，党内也总结了经验，包括：第一、必须深刻认识"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第二 、必须正确对待党内斗争，区分不同性质矛盾；第三 、必须坚持调查研究，防止偏听偏信；第四 、必须加强革命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的自身建设。

　　当年导致错杀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朱昌偕等也是饱含革命热情，也并非大奸大恶之人。朱为了此事也自杀，一些人也为了革命而牺牲，他们跟袁、王一样，都同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历史的大时代，站在个人的立场，很多东西没有对错，如果有，就是对于时代、对于人性的认知与判断有问题，而给革命运动带来损失。

　　历史永远向前，一个政党可以自我纠正错误，哪怕付出血的教训，但只要它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又重新拥有话语权，它能够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自我反省，它又伟大光荣正确。但对于一个个体，它付出的就是生命的全部。

　　但中国共产党的“左倾”错误，一直给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伤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经常讲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倾”错误。他自己说：“我一生三次挨整，都是‘左’！”他提出要主要防止“左”。邓小平讲：“‘左’的东西长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们党。纵观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左’，好像革命，实际是害死人。不解决‘左’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讲：“‘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左倾”具体体现在，一是急于求成，主观地夸大自身力量，轻视客观存在问题，导致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策略。

　　二是在对待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拒绝与其他党派与力量合作，从而削弱了革命与社会建设的力量和影响。

　　三是在处理革命组织内部的问题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破坏了团结，消耗了革命力量。

　　总的来说，“左倾”路线的错误在于它超越了客观的实际情况，试图通过不切实际的行动来实现目标，这不仅不能推动革命的进步，反而可能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

时代永远向前

　　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区阶段，在中美博弈及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窗口期，社会建设也到了不破不立的阶段，经济需要重构，社会需要重建。在缺少了全球化经济依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与社会建设又要进入新的探索时期。这时候，左倾右倾不同的选项，又会深刻的影响中国未来历史的进程。

　　按照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经验，主要是“左”的问题。当前，“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待民营经济的问题上，在对待更高层面的改革开放问题上。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国企、民企的功能实际已有定位。如果没有了民企，中国经济一定缺乏创新、缺乏国际竞争力，中国庞大人口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共同富裕社会怎么实现，这都是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社会基础。

　　至于这些企业的税收问题、原罪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就如井冈山时期的袁文才、王佐，他们参与革命也是有瑕疵的，但论他们对于革命的贡献，自然是瑕不掩瑜。哪怕是土客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定相信共产党在进步、人民与社会也都在进步。

　　并且，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中小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旦因为一些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其他的社会管理政策，使中小民营企业失去信心，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

　　道理很简单，总书记也经常讲到“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人”，国家也在制定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这是大的基调。但很多东西也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存在部门利益关系的冲突，以至于社会面的感受还是反反复复、晴朗不定的样子。

　　很多民营企业也经常反映，中国很多监管政策，都过于严苛，包括劳动法规定的劳动时间、劳资关系等，环保法规定的环境标准，安全生产的监管标准，很多都超越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上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巨大，所以执行起来就有个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的问题。在高标准与低执行之间存在一定的灰色空间。其中有好有坏，好的就是社会与企业层面可以按实际操作，不好方面就存在权力寻租空间与企业不规范的行为。

　　中国的税收也一样，总体税负还是比较高，所以执行部分也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加上房地产年代，政府有大量的预算外收入，所以在税收执行当时也就相对放松。但如果按照今天的以数治税手段，征管面、征管力度就会大大提升，企业的实际税负就会加重，加上现在企业运营方面出现问题，企业就缺乏信心。当企业缺乏信心，最终的税收也会收取不到，这也是简单的道理。

　　但很多政策的出台如果存在本位主义、本本主义，就会脱离实际情况，就会陷革命事业、社会建设于危机。

　　当然，每个时代都有伟人，正如革命时期的毛委员，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他们之所以能够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能够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才可以事半功倍，因势利导，发展革命事业、社会事业。

　　笔者经常跟企业家们讲，历史总是向前的，时代发展也是向前的，左左右右也代表着一种探索，关键要看到它有没有一种自我调整的机制。一个社会、一种制度如果有它调整的机制，它就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它就存在发展的空间，社会才有真正的活力。

　　关键是企业家不能把自己变成袁文才和王佐，一旦死掉，就成为历史。企业家也要加强自身的修养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不能总是为所欲为的“绿林好汉”思维模式，在历史的“左倾”阶段就会受到打击。企业规范才能符合企业现代管理的方向，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容。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