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组织的广东省行业协会商会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会在佛山市南海区召开。会议旨在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谋划推进广东“千会万企”助力“百千万工程”。
这应该是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成立以来，一次关于发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大型活动，有两百多家省级商协会参与，部分商协会还与佛山市南海区的镇街社区签订了党建联建协议。
“百千万工程”是广东省委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所提出的举措，旨在解决广东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短板，推进城乡区域全面发展。
为何一个经济大省的重要工程，需要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商协会参与，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历史逻辑、社会逻辑究竟是什么？
作为一个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古代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建设始终是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
本文将探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建设，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治理出现的问题，以及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新社会力量的兴起，如何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参与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建设，并在探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重建中发挥结构性作用。
01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建设
由于中国古代幅员辽阔，加上信息传递方式落后，“皇权不下乡”与农村社会自治便成为中国农业社会主要的治理方式。
在中国古代，皇权主要集中在京城及各级官府，而乡村则长期处于自治状态。这种“皇权不下乡”的治理模式，使得乡村社会得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乡绅与宗族便负责乡村社会的生产组织、秩序维护、兴办教育等事务。这种自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发展，也很好地保留了地方文化和传统。
农村社会自治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使乡村社会更加贴近民众，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求。乡绅作为本地人，对本地情况了解深入，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各种问题。同时，自治模式也有助于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皇权不下乡”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种“自治”精神，即乡村社会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通过乡绅或宗族的引导和管理，实现自我治理和发展。
同时，“皇权不下乡”与乡村自治减少了中央政府的治理压力，包括财政压力与管理压力。由于不需要直接管理到乡村一级，中央政府可以更加专注于国家大事和宏观政策的制定，减轻了负担。
据载，唐朝官民比例大约是1:3000，唐朝贞观年间官员总人数约7000人。明朝官民比例是1:2300。明朝洪武时期官员队伍较为壮大，但也只有3万人左右。
中国乡村社会自治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乡绅作为乡村的领袖，其权力往往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容易出现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问题。其次，由于乡村社会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规范，容易出现各种纠纷和冲突。其三，自治模式也限制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空间，以自然方式发展，存在保守、发展迭代速度慢的问题，使得乡村社会难以进入更广阔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社会体系中。
虽然乡村自治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治理成本，也给中国社会提供了稳定，但自治也使得中国的地方氏族垄断了地方的经济、文化话语权，使到中国历史的多次社会改革往往胎死腹中，功亏一篑，失去了变革与发展的先机。甚至因为地方豪族、门阀的土地兼并问题常常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荡，导致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治乱循环。
0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治理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民工进城、到发达地区就业，中国几千年的乡村自治体系土崩瓦解。而工业化社会管理的形态与农业社会管理的形态迥然不同，中国社会在获得经济发展的同时，整体社会治理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政府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往往缺乏新的手段和方法，导致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同时，政府也缺乏对社会问题的预见性和敏感性，难以在问题出现之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是政府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控制力逐渐减弱，社会自由度逐渐增加。与此同时，政府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治理机制来应对社会问题的出现。这导致社会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权力相对多元分散，这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也由于社会权力逐渐分散到各个社会组织（包括商业组织等）和个体手中，给政府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缺乏明确的权责划分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社会组织和个体往往难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政府也因为缺乏社会治理的创新机制，导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治理问题频出，而社会管理成本却居高不下。
当前，党中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它应当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涉及更加深层次的中国社会治理大课题。没有中国治理的现代化，就很难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就很难有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知名学者郑永年在《重建中国社会》认为，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重建社会的战略机遇期。书中提到，重建社会秩序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的重中之重。他认为中国社会重建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
书中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可能面临失序状态，包括经济两极分化、社会秩序失去社会阶层基础、道德基础的流失和社会信任危机等问题。重建社会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经济结构基础的再平衡、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再平衡、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再平衡、行政体制改革、社会改革等。
03
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与新社会力量的兴起
其一是民营经济的崛起。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经济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还为就业、创新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现代化建设中，民营经济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国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
其二是社会组织的壮大。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功能不断完善。这些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区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化建设中，社会组织将继续壮大并发挥更大作用，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其三是知识分子的参与。知识分子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他们通过学术研究、政策咨询等方式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同时，知识分子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知识分子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是中国社会建设重要的推动力。
其四是新的社会阶层形成。新阶层人士通过推动经济创新，引领消费升级，促进社会结构变革，增强国际竞争力，并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体现了他们新的社会角色与作用，这是中国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新力量。
新社会力量的出现既是社会多元发展、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必须引导与发挥作用的主体力量。
04
社会建设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结合
“百千万工程”雄心勃勃的目标是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壮大县域综合实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广东省虽然是国内第一经济大省，但区域发展差距巨大，如果不推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广东很难完全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与发达省份。广东此举，不仅是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破题，更是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破题，为中国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破题，肩负它的历史责任。
广东历史也有由政府主导的、持续的大规模的乡村振兴与扶贫，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政府的扶贫很难按市场规律办事，所以很多成果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广东区域经济不协调、乡村振兴最大的问题是市场力量的主体性不强，农村村民与村集体的自主意识不足，社会活跃力量参与意愿不够，关键还是经济落后区域及农村生产关系改革不到位，难以释放活力，让新的生产力及资本、人才、管理、市场经济进入农村。
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动广东社会组织参与“百千万工程”建设，是希望发挥广东社会组织在发动社会力量、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推动“百千万工程”的社会化发展。
笔者最近在南海区做深度调研，发现哪怕就是经济发达的南海区，乡村振兴也不是简单的经济振兴，而是文化振兴、思想振兴，是如何发挥村民村集体的主人翁意识，是如何激活农村社会资本问题。
笔者在跟广东省民宿协会行业协会的交流中体会到，乡村振兴不是投资民宿，而是主要表现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或是一种新的文化。
笔者在与广州荔湾花博会项目的交流中发现，乡村振兴不是一个建筑物、一个交易市场，它需要一个全新的业态，包括标准、电子商务、大数据、设计、品牌等要素，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与升级。
笔者认为，没有新的思想、没有新的思考、没有新的要素，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一定没有新玩意，一定没有新玩法，一定没有新资源的进入，一定没有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笔者最近在配合省委统战部新阶联，组建“广东省产业创新百人论坛”，就是希望从新思想、新智库、新产业开始，为产业发展破题。
正如省委社会工作部的部署一样，通过参与“百千万工程”，为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提供机遇和空间。
笔者也深刻理解了中央成立社会工作部的意义所在，就是希望所有社会组织在贯彻中央精神的同时，做好社会服务工作。具体而言就是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发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
笔者认为，社会发展既需要一致性提供稳定性和秩序，也需要多样性提供活力和创新。在党建引领下，不同的行业协会商会形成共识与凝聚力，实现一致性与多样性协调。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必须在平衡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目标。这要求我们在推动社会变革时，要充分考虑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和需求，确保变革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由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构成的，这些阶级和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和多样性。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必须坚持共同目标和利益的同时，要充分尊重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差异和多样性，通过协商、谈判、妥协等方式解决利益冲突和矛盾，实现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处。
笔者认为，社会就是各种力量博弈的总和，在所有的总和中，为社会进步服务，为国家进步服务，为人民服务始终是所有社会力量应有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尊重与包容不同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带来的认知差异，促进社会进步，才是现代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
05
结论
中国社会重建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社会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挑战。如何充分发挥各种社会力量在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激发社会活力，成为当下非常重要的课题。
广东省的“百千万工程”虽然任重道远，但当人们对它的认知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时候，它就是伟大的开始：社会建设由社会力量推进，由人民群众推动。正如改革开放之初的新认知一样，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它非常朴素，但却是排山倒海、改天换地的力量。
而政府需要做的是，改革生产关系、完善机制、制定规则、查缺补漏，顺势而为，让“百姓皆为我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