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步履不停且持续加速。从低端到高端，从原设备制造到原技术制造，从轻工产业开始到制造业全门类覆盖，中国制造竞争力日益增强，不仅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高效运转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中国制造遭遇新的挑战。面对美国的高关税壁垒，中国中小企业开始积极寻求海外发展的可能性，纷纷走出国门投资海外。而时至今日，随着国际经济格局、产业结构重构，有别于当初的被动，中国中小企业出海已成为企业探寻高质量发展未来的主动抉择。这一转变，开启了中国制造全新的成长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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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小企业出海四个阶段
中国企业出海从被动到主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规避贸易摩擦的影响。
从2018年开始，为消化中美贸易摩擦的高关税，中国中小企业开始寻求出海，将目光投向越南、泰国、墨西哥等国家。然而，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挑战。
越南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导致海关出入境和公路运输频繁出现拥堵。同时，越南土地及劳动力价格也迅速上涨，尤其是工人工资，从之前仅为珠三角地区的30%迅速提升至50%。
而泰国、越南的厂房租金也相对较高，不少达到每平方米50元以上，比广东珠三角的很多地方都要高。此外，这些国家的供应链仍然高度依赖中国，加上运输成本，再考虑到当地工人较低的劳动效率，还有中国派出去的管理团队需要增加工资及其它成本等等。综合多方面算经济账后，许多企业发现，即使投资国关税比中国低，但出海投资的整体收益并不理想。
第二阶段，西方供应链“大撤退”后的搬迁。
2021年开始，以美国为主的大企业陆续将供应链撤出中国，随后日本、韩国也相继效仿。2023年4月，美国正式提出“友岸外包”的国际贸易概念，其理由是“面对同中国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以及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出现的供应链瓶颈所凸显的过度依赖中国供应商的风险局势下，应在盟友之间打造供应链，并减少对中国等地缘政治对手的依赖。”
在美国政府的指导下，美国市场的品牌商、渠道商纷纷向与之配套的中国供应链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将制造产业转移出中国。同样，欧洲市场的企业也提出了类似要求。这让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艰难选择：要么搬迁出海，要么失去订单。
第三阶段，中国中小企业纷纷寻找新市场。
为了化解科技战对中国产业安全的潜在威胁，中国也在努力补齐短板，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经过多年的国内市场锤炼，很多专精特新企业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不仅在国内市场站稳了脚跟，而且在技术质量和价格上也具备了与国际品牌一较高下的实力。于是，它们开始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当这些企业走出国门，它们发现无论是非洲、中东还是美国市场，供应链效率都相对较低。以美国为例，在中国一项技术创新只需半年就能实现的，在美国则需要两到三年。虽然美国市场体系发达，但也相对较为垄断，使得一般的创新产品难以迅速进入。此外，许多美国企业所依赖的供应链也相对陈旧且价格昂贵，这为中国创新产品提供了本土化供给的机遇。
因此，中国的专精特新企业开始利用自身在技术、质量和价格上的优势，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更为高效、优质、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第四阶段，企业国际化配置资源的战略实施。
许多中小企业在面对国内市场激烈竞争和订单匮乏的困境下，不得不选择走向海外。
然而，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一些企业意外地发现，如中东、东南亚甚至美国市场，许多领域的产品都非常传统，市场垄断现象严重。例如，有企业反馈，美国的装修材料市场相较于中国显得相对滞后，许多材料和工艺都很落后，产品质量都不高。这让企业发现了通过国际化配置资源推动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笔者在印尼市场调研发现，在三宝垄有一家从事电动摩托车生产的企业，投资从四、五年前的四百万元起步，前年已经在当地销售电动摩托车6万台，收益颇丰，终于在印尼市场立足，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与销售渠道。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在2023年新冠疫情结束后，纷纷展开国际化布局的新一轮探索。他们通过拜访客户、参加展会等方式，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机会，全面思考企业国际化的发展方向。这不仅是企业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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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出海的优势和劣势
中国制造相较于东南亚，仍保持着显著的优势。首先是整体供应链优势。佛山有一家从事汽车电子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品型号多达15000个品种，绝大部分深度依赖珠三角地区成熟的供应链网络。如果将其产线转移东南亚，预计在三至五年内，成本将激增超过40%。
其次是中国的研发优势。从整体来看，东南亚的理工科学生占比远低于中国，而中国每年的理工科毕业生数量高达500万至600万，这一数字甚至超过美国的十倍。中国在应用技术研究领域位居世界前列，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全球的制造业，都离不开中国的技术革新。
再者是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例如，在手机APP软件开发方面，中国本土市场有了规模效应，就可以分担产品研发费用，这使得我们的产品在其它国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东南亚很多年轻人在进行装修时，就倾向于在淘宝购买商品，因为即便加上运费，淘宝上的商品也要比当地市场卖的便宜得多。
最后是中国基础工业的优势。特别是钢铁、化工等制造业的上游产业，中国的实力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无可比拟的。这是东南亚在短时间内难以追赶的。
然而，与日本和韩国过去对中国及东南亚的产业转移相比，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布局上仍有许多未尽人意之处。
回溯30年前，日本和韩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时，全球经济尚处在相对稳定的增长轨道上，而如今中国企业却面临一个更加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国际舞台，这其中包括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地缘政治风险。
从全球化成果来看，日本和韩国企业已在全球多个领域，如汽车、电子、消费品等，确立了较为稳固的市场地位。
在目标市场的选择与定位上，日本和韩国企业展现出了极高的精准度。他们通常基于自身产品特性和竞争优势，挑选最可能取得成功的市场进入。比如，凭借在电子产品和汽车领域的强大技术实力，日本企业更倾向于拓展在这些领域市场潜力较大的地区。
技术革新和品牌塑造也是这两国企业全球化成功的关键因素。他们高度重视研发投入，以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同时，他们注重品牌建设，通过塑造有影响力的品牌形象，增强消费者对企业的认知和信任。
在本地化策略上，日本和韩国企业同样表现出色。他们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文化、消费习惯和法律环境，据此调整产品、营销和服务策略，以更好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
日本中小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往往依托大型企业的供应链进行。日本还有大量商社、服务机构与商协会，为出海的企业提供情报、展览、咨询服务。
日韩企业的海外拓展往往得到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例如，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贷款政策就有支持日本企业在这些地区投资的相关内容。
总体来说，日本和韩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背后，有着更为完善的系统性设计和国家政策的支撑。例如，日本采取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把钱通过国债方式借给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又将钱以极低利率借给投资该国的日本企业，使出海的日本企业能够在海外以较低成本融到资金。同时，还鼓励所在国家居民购买日本汽车，首期支付5% 即可。而中国汽车则要到20%以上才能按揭。
与之相对的，中国企业在全球化道路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对国际化的认知尚不够全面。许多出海企业仍停留在制造业或成本思维层面，缺乏品牌国际化及战略思维的指导，也未能充分融入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若中国企业不能明确其全球化战略逻辑，就难以形成合力，最终可能导致各自为政、力量分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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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企业出海的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显著发展，然而不得不承认，中国制造大多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高端价值链部分如研发、技术、品牌及渠道等方面并不由中国企业掌握。有专家形象地描述道，中国制造，是长在大腿上的企业，不用脑，不用想什么是市场，什么是战略，什么是管理，做出来就可以。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挑战，企业开始需要思考如何生存并发展得更好。特别是那些寻求海外市场的企业，他们逐渐认识到在全球竞争中，必须深入了解市场与客户需求，重新配置国际资源，并构建包含供应链、市场、渠道、人才与经营在内的国际化经营架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若想成功出海，除了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国家需要有总体的国际化战略，并系统支持企业的海外拓展。日本在广场协议后，企业陆续走出国门。经过数十年发展，尽管有“失去三十年”的说法，但我们看到一个“海外的日本”在迅速发展。去年，日本的五大商社利润均超过20%，通过海外的企业赚取大量利润与外汇，其股市也接近广场协议以来的新高。日本还通过国债与投资巩固了与投资目标国的关系，确保了市场与利润的稳固。
国家需要为出海企业提供强大的后盾，这与国家外交政策紧密相连。去年以来，很多中小企业愿意去印尼投资，正是因为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密切关系增强了双方的互信，民间的互信也随之增强。国家与民间的互信及相互促进，为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其二，必须建立企业出海的国际化服务体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前身是成立于1958年的“日本贸易振兴会”，在曾经与欧美各国发生经济摩擦时，该机构推动“促进进口”，再到“开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与研究”，极力促进日本与海外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在56个国家设74个办事处。
香港的贸易发展局同样是非政府机构，专注服务香港企业实现国际化。该机构在全球拥有46个商业中心和6个双边贸易协会，为会员海外拓展提供展览、情报、咨询服务，服务会员超过1万家。
市场经济国家正是通过各种民间机构和慈善组织，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支持。然而，在我们国家，民间社会组织的力量相对较弱且分散，国家机构又很难对走出去的企业提供系统性的服务。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员企业反馈，他们与来自日本、韩国，甚至中国台湾的商协会接触时，发现这些组织都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和协作。相比之下，大陆的社团组织普遍粘性不足，服务深度不够。在东南亚市场，中国的摩托车曾经一度因其高性价比而占据主导地位。日本摩托车卖约一万多人民币，中国摩托车刚开始卖六千多，利润很好。但好日子不长，很多企业开始内卷，卷着卷着，三千多就是假冒伪劣。中国的行业组织没有发挥到协调的作用。
针对出海企业，建议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部门或鼓励行业协会建立信息服务平台，为出海企业提供海外市场、法律、技术等方面的信息和咨询服务。同时，应支持商协会“走出去”，在海外为企业提供系统性的服务，并推动商协会间的民间交流，加强与海外华人商会的沟通与链接，发挥民间力量协助企业成功“走出去”。此外，还可以鼓励并支持“走出去”的企业举办全球华人商会论坛，以促进更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其三，应建立企业出海的税收及法律服务体系。在欧洲，很多出海的企业会在荷兰设立公司，再进行海外投资。荷兰是欧洲出海企业的税收结算区，对齐投资目标国与欧洲的税收。
可以考虑鼓励在广东南沙、横琴以及国家其它自贸区，形成中国企业出海的总部基地、服务基地、结算基地与供应链协同基地。探索自贸区成为法律、金融、人才的国际化平台，为出海企业提供法律、税收、金融、人才支持，并成为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高效配置全球资源的高地。
同时，探索通过税费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出海”相关业务在珠海横琴和广州南沙等自贸区集聚。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对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设立的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建议有关部门争取在更多的国家自贸区推行同等优惠政策，更大发挥自贸区作用，吸引更多境内企业通过自贸区“出海”，将自贸区打造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投资控股和管理中心，并探索将相关优惠政策覆盖于自贸区外为出海企业提供业务配套的区外制造业企业。
其四，应当加强海外宣传与海外华人的全方位互动。企业全球化的本质，远不止于投资与商业活动本身，更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融合。它通过文化与资源的交融，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新的价值、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非简单的资源掠夺。
商业，作为一种高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还在于它能够增进国家间人民的沟通与理解，加强世界的团结与稳定。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是一次商业文明的革新。它是对于中国农业社会中依附权力的商业文化、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垄断设定的一种全新迭代。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如果缺乏现代商业文明的支撑，很容易迎合落后商业文化国家的一些非法诉求，无法为这些国家带来更加先进的商业文明。这不仅会损害中国企业的国际声誉，也会给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中国企业要实现国际化，中国政府的思维和宣传策略也必须同步国际化。许多企业家反映，外国人对中国的误解颇深，认为中国落后、腐败、治安差。要改变这种印象，可以采取多种措施。
例如，万信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日铃建议可以向特定地区、特定用户开放TikTok的使用权限，通过让普通民众自行上传展现中国壮丽河山、特色美食、传统文化、建设成就及安居乐业等方面的正面宣传短视频，使国际友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吸引他们来华旅游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同时，增加来华签证名额，缩短签证审批时间，以吸引更多有意愿来华投资的商人。此外，降低外商在华投资门槛，为他们创业提供更灵活的条件。
在美国创立自己品牌的一位佛山企业家提到，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朴素与善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为全世界人民提供更优质与廉价的产品。中国人要努力建设的不是资本垄断的全球化市场，而是为满足全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全球市场。
印尼中国商会总会理事会主席王坤在提及五菱汽车在印尼的发展时表示，五菱汽车在印尼的工厂规模很大，每月出货量超过3000辆。五菱的价值观非常好，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价廉物美的汽车产品。
其五，尽快建立与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大力推动消费恢复成为经济主拉动力，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和扩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推动生活服务消费恢复。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实施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促进政策。”
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清晰看到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和健康消费的重视，以及政府对于推动这些新型消费领域的坚定决心。这些政策旨在通过鼓励新型消费领域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从数据上看，尽管中国人均GDP近年持续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以2023年为例，中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日本和美国的人均GDP分别为3.39万美元和8.04万美元。而中国人均消费支出为26796元，日本人均消费折合人民币约为159279.9元，美国折合人民币约为452970元。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人均GDP与日本人均GDP比是34.5%，与美国人均GDP比是15.8%，但人均消费比只有日本的16.8%、美国的5.9%。可见中国发展消费市场，还是有巨大空间。
因此，相对于积极寻求海外市场，我们更应该重视国内大市场的建设。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应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然而，目前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政策更多侧重于供给侧，如技术改造、创新研发以及基础设施投入等。相比之下，针对需求侧、推动国内大市场形成的政策研究和出台较少，且尚未形成系统。
此外，社会管理的某些设定也限制了新的生产力进入新市场。社会基本生活成本高，社会分配不合理，导致老百姓不敢消费，不能消费。更多的生产要素进入不了农村、乡村市场，农村市场要素不能流通，农民不能享受财产性收入。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改革社会生产关系，释放生产力发展。
笔者认为，国家必须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如何统筹推动企业的出海行为，建立新的国家国际化战略。必须解释“一带一路”倡议与经济全球化有何异同，解释“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的联系，以及中国企业出海对全人类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笔者同样认为，没有文化输出的投资就是投机，中国必须为企业出海做好文化与价值观上的准备。
企业出海，是中国制造的“成人礼”！
（*本文部分内容被《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采访采用，刊发于2024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