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处于国内国外经济两个重大的发展调整期，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企业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全球经济也处于经济发展的重大调整阶段，全世界都在寻找未来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01 确定性看是安全性，也有惰性 美国之所以想尽办法“全球经济去中国化”，建立“友岸外包”供应链，其自述是为了“降低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的风险”。（摘自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大西洋理事会上的讲话） 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脱离了美国的控制。中国不是日本，可以通过签署一部广场协议，把国家发展的主导权让渡给美国。于是乎，中国似乎变成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的破坏者，让美国精英阶层深度反思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的决定。 经济全球化有一个产业的分工体系，美国主导金融、标准与基础科学，德国、日本等主要提供高端技术，中国主要提供基于设备及一定应用技术的产品制造，更多国家主要提供劳动密集制造及原材料生产。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发展空间纵深，发展惯性巨大，它确实不如日本这样的国家，做到“身段灵活”。日本从在广场协议前的与美国竞争到最终妥协、同时也快速找到与美国经济错位发展的新空间。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身段之柔软、策略之精准。 今年日本经济向好，巴菲特所投资的日本商社获利巨大，日本五大商社利润都超乎预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海外投资也涌入日本股市远超历史、推动日经指数持续上涨。这也跟日本制造业回流与供应链替代有关。 如果西方国家，甚至是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能够在美国所主导的“友岸外包”、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中获益，那这些国家的对华政策也就可想而知。 其实，就我的观察与我们会员企业的反馈，中国的供应链还是全球性价比最好的供应链，美国去中国供应链虽然保护了美国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保护了资本的利益，但买单的还是美国的消费者。垄断的极端发展，还是会抑制社会的创新活力，使社会阶层更加固化。 确定性就是路径依赖，也会抑制社会底层创新，使社会阶层更加固化。 制造业回流美国暂时看不到它的逻辑，目前所看到的是，从“make in china”到“by china”，哪怕就是日本的商社，也会有中国供应链的身影，东南亚与墨西哥供应链的支撑更是中国供应链。 如果美元永远能够得到全球供应链的背书，特别是高技术供应链的背书，那美元就是硬通货，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还是世界经济的主流，也是全球经济的巨大确定性。 02 中国企业出海的逻辑 面对国内的激烈竞争，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如果希望获得比较稳定且毛利率较高的订单，就必须继续参与美西所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出海就是必选项。产业转移就从越南、泰国再到印度尼西亚。 产业转移中既有危机，也有机会。笔者了解到二十多年前在东莞投资设厂的香港创科实业有限公司，就是抓住全球供应链进入中国之际，充分利用中国供应链、香港股市与全球市场的优势组合，发展成为年收超过132亿美元的电动工具世界隐形冠军企业。 产业转移必然带来产业洗牌，谁能够很好的整合新的供应链与市场资源，谁就有可能获得新的竞争优势。当然，现在的市场资源，包括电商、渠道与品牌，在新的供应链中一定会催生新的品牌。日本、韩国品牌的崛起正是如此，香港创科也是如此，中国一些产业转移出去的企业，经过转移重建，或许可以形成新的竞争力与生命力，成为基于新的供应链的国际新品牌。 当然，企业的业态也必须发生变化，从制造商到品牌商、再到品牌矩阵，从产品制造，到平台系统。 一旦制造业企业，完成从产品到系统平台的转换，它的核心能力就不仅是制造能力，而是系统能力。它在产业链的价值分配中，不知不觉，提升了一个层次，这原先是德国、日本隐形冠军企业的层次。 03 中国的系统集成企业 华为有成千上万个供应商，以前主要是依靠全球供应链。在华为受到排挤以后，华为也需要建立安全的供应链，所以它需要很多中小企业的支持。 我们的更多企业，也在与华为的互动中得到成长，它们现在明白，华为所需的，不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解决方案。于是，很多有技术积累的企业，就逐步成为一个技术平台，它们也替代了很多国际技术公司在中国供应链中的位置。 卡脖子的，不是产品，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而是一个系统。 顺德的奔朗新材在很多年前，研发了一个石油钻头的产品，可国际的系统集成商不让它进入供应链，产品再优秀也没用。但当南海的中海万泰公司旋转导向钻井装备“璇玑”系统成功实现100万米钻井以后，就有新的市场可能。中海万泰就是新的技术平台。 顺德龙江的虹桥家具，经过几年的艰苦转型，已经成长为一家办公家具的集成商，成功的进入机场、医院及学校领域。在2018年虹桥家具没有进入机场市场以前，中国机场候机楼的家具基本由德国与日本垄断。集成商不仅能够制造，而且需要有对于客户业务与应用场景的深刻洞察，就是它要比客户更加理解产品与客户需求的匹配程度。 04 数字化企业 数字化会把中国制造业产业重做一遍，从而重新塑造制造业的价值与产业价值链，全方位解构美国全球体系的价值链设定。 如果制造业的数字化由中国重塑，中国供应链会在全世界产业中获得话语权。中国地方产业未来的竞争，必将成为数字化所带来的产业竞争力之争。 笔者在2023年有多篇文章对数字化重塑供应链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AI大模型与制造业的结合，可能会形成对于制造业新的解释，中国制造业的场景丰富，可能通过AI，沉淀出制造业更多的知识库，可以给予制造业更高的行业知识与技能获得效率。 05 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 相对于美国的去中国化，中国也启动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从效果看，美国的去中国化效率要明显高于中国内循环、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效率。 其中原因有三。一是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大结构没有变，它主要是从中国供应链变成“友岸外包”供应链，是小调整。二是中国建设统一大市场，它涉及市场制度的建设与市场的重建，需要建立属于自身的经济体系，而非原来依附全球化经济这么简单，建设周期较长。三是决策的效率。美国及西方属于资本、财阀与智库、社会力量推动的决策体系，如美国“芯片法案”的推出也就一年多时间，无论是其精准性还是有效性都令人吃惊。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政策设计其精准性、有效性、实效性还是有待提高。 从几年的博弈效果看，中国供应链还是处于惯性发展的阶段，各种应用技术研发也属于爆发期，是目前中国的优势。但市场经济主导的国家，其配置资源的效率最终还是比较高。各种生产要素会流向产出效率高的地区。这才是最为可怕的地方，它会导出一个问题，中国供应链的优势还有多长时间的窗口期。 世界供应链有比较优势，我们的决策也有比较优势。如果中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效率高于预期，那么中国供应链的优势还能够持续发展。反之亦然。当我们制定政策、设定政策时候，我们总要想到，我们不是国内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是与世界国家中的竞争。 但就我最近参加的几次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讨论而言，发现一些问题。一是政策出台太全，面面俱到，但产业发展的重点与抓手在哪里，并不突出。二是对于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方向把握不准，容易用新瓶装老酒，所以政策的头寸投入不精准，起不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三是政策体系偏阐述观点与工作，而非执行。“芯片法案”，做多少事才有政策效果，需要花多少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中国经济政策的决策重心偏上，吸纳民间智库缺乏机制与管道，对于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机会把握不准，又缺少容错机制，最终很多文件都是点到为止，有隔靴搔痒的味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体量已经足够大，不能总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需要走在经济发展的主航道上。其精准性确实需要借助社会智库与民间的力量。 06 重新理解共同富裕社会的打造 前些阶段，我所接触的很多企业家，都在错误解读共同富裕社会的意义，理解为“杀富济贫”。 我觉得共同富裕社会的打造要发挥企业家们的作用，其作用不是捐款。企业家的捐款如果是用效率低的方式去做慈善，企业家是不愿意的。慈善基金也会向更高效率的组织流动。 发挥企业的作用主要是提高社会慈善的效率。共同富裕社会的打造首先是投入产出的效率要高，那是因为资源配置效率要高，包括资金的、科研的、经营的、市场需求的，这是企业家的长处。这也是企业家不大愿意参与政府主导的扶贫的原因，因为只是给钱解决不了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问题。最近我在广州参观一家名为康御智慧农业的企业，就从科研的角度，验证了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 第二就是农村就业问题与农民工技能进步问题。中小企业的最大社会功能与贡献就是解决就业，特别是吸纳农村人口就业。很多企业就是一个学校，特别是技能训练，每个人都有可能成才，成为工匠大师，农民工也不例外。 第三，企业是社会的细胞，要发挥企业家参与社会事务的主人翁精神。第三次分配重要，但远不如企业家对于社会事业的参与重要。企业是社会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不是被政府推动的对象，需要发挥他们的主人翁精神，这也是中国社会精英自觉。 共同富裕社会的形成会促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转变，只有共同富裕社会的形成，民众才有购买力，中国统一大市场才能形成，中国经济才能够持续发展。这也是中国企业的利益所在。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会专题论述。 07 结语 吃江湖饭，操庙堂心，是进亦忧，退亦忧。任正非也是这样的人，我接触的广东企业家，很多都有国家情怀，民族情结，他们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2024年，促进会也会带领我们广东的制造业企业家，共同去寻找与研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的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