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视角 | 顺流，逆流

欧洲大航海进入中国沿海

　　当罗马帝国消亡以后，意大利进入蛮族所统治的时代，意大利分裂为众多的共和国。但历史还是给它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经济的基础，让它在欧洲文艺复兴中继续发挥重要的角色。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意大利处于地中海航线的中心。从印度洋到黑海再到地中海东岸和埃及再到意大利的海陆商路一直被印度洋沿岸的阿拉伯人、埃及王朝和意大利商人垄断。贸易的暴利，使热那亚、威尼斯仍然成为欧洲贸易中心。一旦贸易路线被其他国家染指，利润就会大大降低，经济中心地位将会旁落。

　　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一个重要的起因，正是来自于欧洲政治和竞争的压力：争夺贸易优势、领土扩张和政治地位。

　　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的启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为后来的欧洲探险和殖民活动开辟了新的途径，改变了人类地理观念和世界历史进程。

　　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环球航行，成功地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航行证明了地球是一个球体，也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和资源，为欧洲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

　　对此，欧洲贸易地中海时代进入大航海时代，其经济重心也从地中海沿岸走向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航海城邦开始衰落，葡萄牙、西班牙迅速崛起，荷兰、英格兰接踵而至。商业贸易线路的垄断之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大航海时代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通过开辟新航路，欧洲国家得以与亚洲、美洲等地的贸易往来更加便捷，这为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通过大航海，欧洲国家在新大陆上建立了殖民地和贸易站点，控制了大片的资源和人口，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力量。这些财富和资源也为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大航海还促进了欧洲科技的进步。在航海过程中，欧洲航海家们发展了许多新的航海技术和设备，如星盘、罗盘、海图等，这些新技术和设备的出现使得航行更加精准和安全。

　　经过大航海，欧洲发现了全世界各地的手工业技术、物产、资源，通过贸易，获得全球资源配置的主导权。比如，纺织技术，中国的、印度的、南美的，经过欧洲一整合，就会变成先进的技术。

　　大航海，当发现地球是圆的时候，牛顿才能够从离心力、向心力、重力，去推演万有引力的概念。欧洲开始走向科学和理性主义的新时代。

　　历史上，经济利益与军事利益相互相成。欧洲航海技术的出现，源于十字军东征。而大航海时代，又为欧洲的军事发展提供了经济、各种新技术应用与供应链，相互促进。控制了航海与军事技术，就获得了贸易航线的主导权。在中国与欧洲国家在南海的军事接触中，越到后期，中西方的军事技术的代差越来越大，而这个走向，最终主导了中国后来的命运。

没有知觉的明朝政府

　　在地球的另一侧，中国的明朝政府，却毫无意识地被卷入这场竞争。虽然时代风起云涌，它却毫无知觉，甚至拒绝。它没有所谓的选择，不是无关紧要而是毫无知觉。

　　但它错过的却是一个时代的窗口，它所导致的不是一个朝代的更迭，而是让一个民族与国家在两百年以后，遭受前所未有的贫穷、愚昧、落后与耻辱。

　　大航海在中国大陆擦边而过，唯有涟漪的是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一带的工商业。

　　明朝政府的郑和下西洋并非以贸易盈利为目的，它就变成明朝政府相当严重的财政负担，中国的朝贡体系也会力不从心，以至于后来连宝船的资料都被毁之一炬。据探究，郑和宝船的吨位大约在2000料左右，约合1000到1200吨的排水量。郑和以后，中国制造船舶的水平退回到1000料以下，并且只能为官方所用。

　　其实，也用不到1000料，因为明朝政府已经禁止海运，漕运也用不了大船运输。

　　明朝禁止海运据考是明朝初期。明朝初期，中国的商品经济发育还是处于初始阶段，没有对外贸易需求。在中国政府的传统视角中，农业比商业贸易更为重要。同时，也担心贸易会使中国流失白银。

　　但随着明朝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海禁已经严重妨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于是，中国东南沿海开始走私猖獗。

　　与此同时，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的贸易也来到了亚洲，开展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贸易，掌控了中国周边的贸易线路并获得巨额利润。

　　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海贸，民间就走私不断。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明朝的汪直、李旦、郑芝龙。为了保护贸易航线，商人们也开始武装保护船队。私人武装在明朝政府政府视为非法，于是将其视为海盗。

　　汪直被明朝政府诱捕时候，认为如果朝廷继续海禁，会损害社会利益，会引发海寇造乱。汪直临死前，曾预言“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汪直虽然是中国沿海最大的海上势力，但因其存在，葡萄牙人、日本人都受到其压制。汪直死后，海上各大势力失去约束，导致倭寇之患死灰复燃。政府没有能力建立强大的海军，仅能在陆地上被动地防守，甚至还要借用葡萄牙的海上力量来打击海盗。

　　事实上，所谓的海盗，是明朝政府对于汪直的定义。在汪直们的角度，他们自认是商人，是仿制西班牙葡萄牙武装保护贸易航线与商业利益。

　　海上贸易与海上武装本就是一体，有国家背书就是国家舰队，没有国家背书就会沦为海盗。西班牙，鼓励抢掠敌国船队。英国著名的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曾是英国舰队军官，拥有政府颁发的私掠证，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私掠活动。他由于成功地击败西班牙舰队，受到英国政府的嘉奖，并被封为英格兰勋爵。

　　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无人做。东南沿海除了走私、海盗，还有私船、火器的制造，民间可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火器、船舶制造技术，比官方的更加先进。其中以广东佛山的私船制造工厂为最。广东、福建因为远离中央政府，对于朝廷各种贸易禁令视若罔闻。贸易、海外移民、海上武装、船运、造船、火器，还有买办，事业都如火如荼，迅速崛起。

观念、利益与体制的博弈

　　大航海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不仅是认知和思维的方式，还是配置资源的能力，极大程度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此消彼长地改变了东西方国家的实力。

　　明嘉靖朝年间，福建饶安秀才吴朴的著作《渡海方程》，是在对郑和下西洋的水路和十五世纪以来流传于民间的很多水路簿综合整理的基础上，记录沿海山形水势、航路远近、水道深浅而形成的。

　　吴朴着眼于国计民生，表达通过海贸开展互市，以通有无的必要性。他主张加强海防、放宽海禁、听民贸迁，并在海外交通要地设置市舶司或都护府，用国家海权来保障海商的利益和政府的税收。他认为解除海禁、加强王朝管理是消除倭患的最好措施。

　　汪直毕生的愿望就是能够自由的进行海外贸易，他建议明政府应开放海禁，建立海外贸易体系，他自己愿意组织海上贸易，为朝廷效力。

　　汪直的结局与德雷克相比，凸显了东西方国家对于海洋贸易观念的差异。其实，郑芝龙、郑成功盛极一时的时候，其船队也浩浩荡荡3000艘，当时可以打败任何在东南亚的海上势力。可惜，这种可以御敌于海外的力量，通过招安、打击的方式，最终被明清政府彻底阉割。

　　历史上打败强大国家的，是内部的体制与政策导向，而非外部势力。明清时候的政府缺乏海上力量，没有能力御敌于海外，却又担心民间的武装力量崛起，影响到自身的统治。于是，干脆采取一个鸵鸟政策，把海贸也给禁了。陆权国家的思维，就是只要你不进来，国家就安全了。可惜，历史不是按照官僚们所想象的方向发展。因为，维度决定了境界，境界才决定出路。

　　历史有个怪圈，官府怕洋人，洋人怕民间力量，民间力量怕官府。郑芝龙当年也想离开中国大陆，在东南亚打下一块基地，可惜中国人就是故土难离，最后就是把台湾打造成为基地。广东当年也有一位叫林凤的海盗，打败过西班牙舰队，还是愿意被朝廷招安，但这些人始终还是进去不了明清官员的体制内。体制内的水其实比海洋深。

　　相对于大航海全球化的视野，陆权国家的中国显然对于全世界缺乏认知，还傲慢地以中央帝国心态自居，拒绝接受新事物，拒绝变化，拒绝将民间的智慧与力量纳入国家的政策体系，最终也拒绝了一个国家的未来。

效率是最终的竞争力

　　中国的漕运，运费高企，税负很重，而且运期很长，可就是不开放海运。明朝廷议决策中，主张开放海运的东南省份官员占比少。最主要的是漕运有一大堆既得利益者，漕运衙门、漕运经过的城市、漕运商人等等。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参与走私的官商勾结团队势力，海禁就是有权力庇护走私者的天堂。

　　中国古代，越是垄断、专营程度越高的部门，越是特权、腐败、效率低下的部门。是他们的既得利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阻断了民间与民众获得效率与效益的通路。其实，也不仅是古代，现代社会亦然。

　　从道理讲，与其走私失控，不如纳入管理，政府还有税收收入，何乐而不为。隆庆开关仅一次扭扭捏捏的改革，海上贸易只是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只有福建海澄的月港被作为唯一的开放“特区”。但月港“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依然喷涌而出。隆庆开关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到1576年的关税收入已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从菲律宾流入的白银当超过26万两，月港的关税收入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

　　但朝廷收入，因为没有直接落入官吏们的腰包而得到他们的支持。哪怕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最终也因触及官僚阶层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人散曲终。何况是一个小秀才的小小呼声？汪直的其言也善呢？

　　基本上中国古代政府，都死于尾大不掉的官僚体系，死于党争、利益之争与各种政治正确。他们仅会在内部进行残酷的斗争，他们没有外部视角。

　　实际上，当中国开放海禁以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还是体现出来。明朝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铁器等，广受世界各国欢迎。各个国家用白银支付所购明朝商品，导致白银大量流入明朝。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72年间，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1/3 涌入中国，共计约3.53 亿两，有力地促进明朝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进步。与明太祖朱元璋开朝所担心的海贸流失白银的设想刚好相反。

　　但再大的利益也不如主导权重要。一个国家的财富如果是被动获得，当它没有制定规则能力的时候，它没有基于它的财富积累形成国家实力的时候，所有的财富会昙花一现。

　　欧洲人在美洲开采到的“廉价”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时候，也为明朝覆亡埋下了隐患。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意味着明朝将自己的货币控制权拱手让与他人。当白银过量流入中国，会导致通货膨胀，流入速度下降，又导致中国跌入通货紧缩。造成百姓折成白银纳税负担骤然加重，政府折成白银的税收也大幅减少，前者引发农民暴动，后者削弱了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财力。

　　什么是一个国家的效率，就是顶层设计的能力、决策的能力、规则的能力、动用社会力量的能力，以及将其整合起来的国家实力。

　　明朝政府实现科考制度后又有一个很大弊病，就是分体制内体制外。科考有公平之处，但是实际上它的起点并不公平。没有钱的人读得了书吗，而读书人还要论举人、进士与翰林。体制内有鄙视链，有乡党、学党之争。体制外也有鄙视链，鄙视商人，鄙视军人。读书人讲道理，讲政治正确，但很难从实际情况出发，从百姓视角出发。官场就是中国人智慧的黑洞。

　　政府对于百姓，动辄冠以刁民、南蛮、海盗称呼。政府腐败、诱捕汪直，让政府失去信用。官民互不信任，国家就没有力量，一盘散沙，相互内耗，最终就等待清军入关。清军入关又怎么样，两百年以后，还不是八国联军进来，日本国又一次扣关。

结语

　　历史历史，顺流逆流，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国家国家，以国为家，哪有官员百姓，工商百业，那都是国家的力量。上下同欲者才胜，风雨同舟者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