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视角丨南洋谋生记

　　一周时间，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组团企业家考察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华人众多，各种口味的中餐馆林立，吃香喝辣。就连近年刚在顺德热火起来的海鲜桑拿蒸汽做法，吉隆坡餐厅也流行。

　　吉隆坡有一种鱼，称顺壳鱼，一般都有几斤重，大的有十来斤，淡水野生的，口味非常鲜美。跟广东的笋壳鱼同属于一个物种，学名为尖塘鳢。但其在形态和习性上差异很大，广东的笋壳鱼个体很小，味道远没有马来西亚的好。

　　《晏子春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说起东南亚的华人，福建人、广东潮汕人最为熟悉。基本上，福建人、广东潮汕人家家户户都有亲族在东南亚。福建人多在马来与印尼，潮汕人多在泰国。

　　在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所谓的南洋，就是很多中国人的避难所与谋生之地。

　　其实，没有下南洋，只有南洋谋生。什么是下南洋，仅是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中心大国的一种观念。

　　在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一个大陆国家，对于海洋的认识和利用相对较少。而在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对于海外贸易和移民的需求，中国的目光开始转向了海洋。中国移民大量涌向东南亚，寻求新的机会和发展。他们将中国视为自己的故乡，而将东南亚视为新的家园。下南洋的称呼也体现了中国移民对于故乡和家园的认知和情感。

　　中国下南洋有几个阶段，一是从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规模逐渐增大。在明朝时期，中国商人和水手开始向东南亚进发，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下来，成为了第一代海外移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中国人开始移民到东南亚，包括从事贸易、开矿、农业和手工业等各个行业的人。

　　第二阶段是16、17世纪西方国家相继殖民东南亚国家以后，中国人主要作为劳动力而移居东南亚，跟随已定居海外的亲友赴东南亚学习做生意或从事劳工。

　　第三阶段，19世纪，是欧洲殖民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世界大移民潮的开始。中国人于18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苦力谋生阶段，主要是太平天国、两广起义和广东土客大械斗等战乱的影响，中国东南地区满目疮痍，人们生活困苦而被迫出海。很多华人劳工是以“卖猪仔”方式被贩卖到东南亚种植园打工谋生的。但也有自由劳工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的。

　　而今，接待我们的虽然都是华人，但文化已经略有不同。今天中国大陆发展了，但在我们大家的眼中，除了生意，还是生意。马来的华人，除了跟你谈生意，也还是谈生意。

　　毕竟而言，国家意识的形成、血缘的隔断、文化的割断，已经使全世界的华人对于中华的认知变得模糊。

　　不知道海外的华人，在全世界的发展，是谋生呢，还是生意。

　　然而，不管是橘还是枳，不管是笋壳鱼还是顺壳鱼，都是同一种物种。不管是大陆，还是东南亚，全世界的华人，都是同一种基因。变化虽有，但只要有链接，还能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恰是在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陈嘉庚号召华侨，出钱出力，支援中国抗战。三年时间，便筹得4亿国元，还招募了3000位华侨机工，在滇缅公路做司机、技工抢运物资。

　　这些华人机工有些中文都不会说，就凭家族长辈的一句话就回来了：是中国人，就必须报效祖国。来三千，留一千，死一千，回一千。他们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回国参战，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祖国，他们身上没有多少惊心动魄的东西，就是国家有难，平静尽责，再平静归来。

　　而今，中国也发展起来了，我们怎么看待今天的南洋，是生存，还是生意，还是生命延续中的生生不息？

　　在中国的文化中，水就是坎。“坎”字左边是“土”，表示土地或者土壤，右半边是“欠”通“七”。《周易》七在北方属水，所以称水为“坎”。古代水上交通工具不好，出门旅行，水便是阻挡出行的坎。古代中国是农业国家，既要依靠水流灌溉，又担心水患。一旦发生水害，那就是灾难。

　　所以农业国家的历史，就是水利史，水利就是生产力。在中国历史治水有功的，基本上都可以载入史册，大禹、李冰等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也就水利，变害为利。

　　中国文化也理解，五行中的水代表着流动与变化。只有流动与变化，带来金木火土其他元素的变化，才会产生新机会。所以，水也代表着财富和运气，引申为“流动的财富”或“不断增长的财富”。

　　可是农耕民族的根本还是土，所谓水利，基本还是修堤筑坝，水来土挡，所以成“坎”。虽然有舟楫之便，但在大江大河面前，就变得不可抗力。

　　一河流流入海洋，那就不是堤坝能够防护得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是一个安土重迁民族所接受不了的边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的尽头，就是海岸线而不是海际线。一种思想，有了尽头，就有了边界，就有了太多的规矩，就有了限定。

　　陆权国家的限定就是海禁。明朝时候的海禁据说一是为了防御张士诚海外势力对于明朝新生政权的侵蚀，后来是防范海盗。二是为了防止金银外流，元朝色目人通过贸易将中国的贵金属流向中东，明朝认为国家的根基在于农不在商，全力禁止海外贸易。

　　清朝海禁主要目的是为了切断郑成功的经济来源，清朝的迁海令将沿海居民内迁50里。

　　明清的海禁政策使得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活动大大减少。商船数量和贸易额大幅下降，这不仅影响了双方的经济发展，也减少了双方在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的交流，阻碍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互动和互相理解，中国对于东南亚的影响力直线下降。

　　与之相反的是欧洲的国家，发现东南亚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海上交通枢纽的特殊位置，是制霸两大洋的战略要地。东南亚地区，物产也非常丰富，石油、橡胶及各种矿产资源。东南亚自然条件非常优越，合适各种农业种植。

　　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虽然其航运技术先进，但只要不是出于商业目的，船队的存在，就是一个中央政府庞大的成本中心。

　　中国的商人之所以出现在南洋，还是基于郑和在南洋发现的机会。商业如水，流动产生机会。农耕文化的底座是土地与中心的文化，商业文化的底座是水与流动的文化。

　　中国第一次参与全球化体系的，居然是郑芝龙与郑成功的船队，浩浩荡荡3000艘。汪直、郑芝龙竟然成为南洋商业史上的鼻祖。而郑成功在南洋注册的公司章程，居然成为广州十三行的公行制度。

　　中国商业，一直游离于中国社会的边缘，游离于中国大陆的边缘。它成为权力的寄生虫，它容易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一旦海权与陆权产生冲突，它无可寄宿，便魂不守舍，焦躁不安。

　　虽说商业无国界，但商人必须有国家，这是陈嘉庚们所竭尽所能的意义。一旦商人没有了国家、民族与血脉，它会失去它存在于社会的意义，失去它的价值。

　　但如果一个国家的商业系统建立在中央集权与权力核心的底座之上，它并不能支持与运行它的商业系统，商业就非奸即盗，奸商与强盗。

　　汪直、郑芝龙是海盗还是中国海洋商业文明的鼻祖？如果中国明清政府没有建立这种认知，它就处在于中西方文明的夹角与边缘中。

　　而事实证明，中国确实错过了人类伟大的大航海时代，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仅是人类海洋文明的一点“残羹剩饭”。它的限定与海禁，让它错过了人类工业文明曾经的辉煌，使它的文明延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没有拥有海洋文明的国家，哪怕泱泱大国，也会走向边缘。而海洋文明的主内涵，就是商业贸易。

　　欧洲殖民者在殖民东南亚时期，由于远离欧洲本土，殖民队伍人员较少，他们采取分化原住民的办法，扶持一派压制一派，取得平衡，驾驭平衡而获得最大的话语权。再辅之以宗教文化，开展一些免费诊疗、开设学校，还教百姓们识字，培养亲近西方的人士。

　　我们在东南亚的时候，其社会的精英，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精英基本都深受西方教育与文化熏陶。

　　西方的全球殖民迭代进化也非常快速，从原始的暴力、掠夺殖民，慢慢转向为代理殖民，再转变为资本与技术的殖民。流动的文化，是创新的文化，是快速响应的文化。这也是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国家竞争中经常处于劣势的原因，决策的效率与迭代的速度。

　　西方的全球化策略也好，殖民化也好，商业系统也好，都有非常顶层的设计与文化底层逻辑。法律、契约、信仰、文化、武力多位一体，商业既是表象，也是基础，是起点，也是终点。

　　当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下南洋，本质上没有受到国家系统的真正支持。它还是零散的、机会的、随机的。哪怕它灵动、聪明、勤奋，毕竟抵挡不住西方商业系统结构化设计的最终碾压。

　　中国民营企业，一旦它没有得到本国商业系统的支持，它的出海，得到的最终仅是西方商业系统边缘的机会，犹如郑芝龙海贸般的“残羹剩饭”。本质上，他们的下南洋，还只能是生存，为了生意。

　　西方进入东南亚，是商业系统的进入，是国家意志与文化的进入，是工业化对于农业化国家的降维。而中国人对于东南亚的进入，是个体、零散、民间的方式的进入。他所获得的是个体的红利，而非制度、国家红利。所以中国人进入其他国家，就必须隐名没姓。

　　这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大劣势，它缺少国家的背书，缺少国家机器系统的支持。因为国家还没有迈过海洋商业文明的“坎”。

　　我曾经写过一篇《一席潮州菜，一篇经济史》的文章，讲到潮州菜从北方宫廷菜到南方地方菜系的变迁，讲到潮州菜从山珍变成海味的历程。著名学者王志纲说，海龙王要比地龙王的领域大得多，物产更加丰富，潮菜的大靠山就是大海。

　　正是海洋的博大，才能给中原精细的烹调技艺，带来更加伟大的精深。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

　　迄今为止，海洋商业文明仍是人类经济全球化的底层与主流。世界文明浩浩荡荡，顺之昌，逆之者亡。

　　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也必须成为海洋强国，成为商业强国，并构建它基于海洋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底座，才能真正面对它的未来。

　　“一带一路”的根本，不是贸易，而是文化，是文化的建构，是全新商业文明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