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视角｜经济放缓，不全是坏事

　　改革开放几十年，国家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民财富日益增长，社会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但由于中美博弈，中美经济脱钩日渐。中国制造业高端技术供给不足，低端制造产能过剩，中国制造与经济发展面临困局。

　　原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与消费。出口减缓，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比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先进，投资空间不足。目前剩下的就是消费拉动，这也是国务院办公厅最近转发国家发改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的原因。

　　此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希望鼓励与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挖掘民营企业发展潜力。

　　但实际上，当前经济的困难却是结构性的，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依托美欧全球化体系的旧结构开始解构，而新结构还未能形成的窗口期。

　　建立新结构需要有新的、高效率的、接口友好的产业引擎，以前是靠房地产、“铁公机”，纵观国内的产业、企业，暂时很难找到这种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国企体量较大，但经营效率总体低下，对待供应链并不友好，经常拖欠供应链企业款项，难以带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所采取的策略是低价格竞争，流量贵、坑位贵，中小企业很难在国内的电商平台获得利润。

　　国内的民营大型企业及商贸大型企业（含国际品牌），对于供应链企业属于不欠白不欠，环境就是这样。相对而言，外企对于供应商的条件优于国内企业。

　　类似希音与temu这些新业态的企业，虽然它业态是创新的，但毕竟市场是在国外。它们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希音对供应链还是比较友好，担心temu利用国内供应链补贴海外市场，最后人财两空。

　　国内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像房地产这样，产业效率高、规模效应好、证券化水平高的产业来带动经济发展。

　　新能源汽车规模可以，但自身毛利率偏低，对供应商应收账款也有拖欠。并且受原有汽车产业供应链圈子文化影响，新企业很难进入，也是粥少僧多。

　　军工企业这几年大规模发展，但军民两套体系离得太远，很难融合。很多民营企业都讲，他们的企业产品都供给全世界，全世界的军火商都不曾审查他们的产品安全，不就是一个零部件嘛，搞的这么复杂，又是保密，又是各种认证审查。

　　最后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国内企业提供给供应链企业的毛利率都很低。企业没钱赚，又有一大堆应收账款，企业哪有信心。

　　实际上，战后德国的经济发展，持续发展最快的阶段也就15年，而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长达四十年。这在全世界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直至今日，德国仍然是欧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按照德国的经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基础和原则是：1、坚持以私有制为基础，2，坚持自由竞争原则，3、实行国家有限干预，4、保证社会公平，5、建立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

　　德国的经济发展以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为基础，但社会公平与建立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

　　郑永年曾经讲过，中国的社会建设比中国的经济建设落后二十年。经济要发展，社会需要公平。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但经济发展也掩盖了很多社会建设问题的存在。最近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是法制建设问题，社会公平问题，政府公信力问题。

　　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它确实需要经过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来实现。

　　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确实得到提高，但这种提高完全是水涨船高的结果，还不是体现在制度设计中的应有所得。

　　这种提高，让政府与社会错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就可以提高。因此，我们的政府也变成唯GDP论的政府，我们的社会也成为GDP社会。没有了GDP的增长，我们好像无可适从，无计可施。

　　招商引资、经济发展变成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一旦经济放缓、下行，政府比谁都焦虑。

　　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重视经济确实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但政府本来配置资源的效率就低，太多的干预经济发展反而会导致产能过剩，也导致不公平现象出现，经常会造成资源浪费。

　　就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而言，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就业。什么是公务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雇员都是公务员，图书馆人员，清洁工都有可能是政府雇员。

　　当下经济放缓，会引起社会焦虑，但也确实可以带给我们更多思考。我们究竟要经济发展呢，还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我们是需要一个经济促进型政府呢，还是需要一个服务型政府，我们究竟要选择赚钱呢，还是赚钱与生活平衡。

　　当我们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没有时间思考。停下来，就让灵魂跟上脚步。经济放缓，究竟是谁的焦虑？

　　最近笔者在浙江省学习考察，关注了《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的计划。

　　浙江省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结构，到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超过50%，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0%、20—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5%，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每年新增1000亿元以上，力争累计城镇新增就业5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下，技能人才总量1150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比35%，开展职业技能培训500万人次，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5.5万元/人。

　　从关注经济增长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真正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的成熟与全面进步，可能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感觉中国政府部门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它对于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包括浙江省本身的规划里面，它的价值观是什么？其重心究竟是经济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呢，还是共同富裕社会的打造本身就会释放出经济发展的空间呢？

　　如果是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它确实是过去几十年被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奉为圭臬的不二法门，但它的效应会逐步递减。

　　通过共同富裕社会的打造，现代社会的建设，释放经济发展新空间，有可能是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新方向。

　　即是政府不以GDP发展为中心，而是以社会建设、社会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中心，再统筹考虑经济发展与社会协调的问题。

　　十来年前，我曾带队去美国考察投资环境，政府最为关心的就是就业。就业就是民生，就是选票。

　　所谓的有为政府应该是服务有为，而非单纯的经济有为。服务有为也可以包含经济有为，这要看初心。

　　经济发展，需要自下而上，由市场配置资源，经济有为政府提供的是环境。但环境也有边际，政府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市场发育与生长才可以持续。

　　笔者并不看好淄博模式，淄博模式不可持续。不是否定政府的有为，而是认为市场发育需要沉淀与积累。市场发展太快，如果没有机制安排，一会乱，二会破坏社会生态。毕竟烧烤不是淄博全部，拨苗助长会破坏社会与经济生态。

　　就让上帝的交给上帝，凯撒的交给凯撒。政府所要代表的是公平与环境，市场与企业代表的是效率与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