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做产业研究或产业政策研究时候，会习惯找上浙江、江苏有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可以借鉴，总感觉江浙地区所制定的产业政策水平要比广东高。
很多年前，广东汕头有一个玩具产业集群，做玩具四驱车的，后来被浙江嘉兴的同行业给取代了。汕头的玩具四驱车是家家户户做，每家企业都是小而全。嘉兴政府邀请了产业智库，对产业链进行梳理和产业分工设计。一辆小小的玩具车，由动力、传动、行驶、车壳、附件等五大类、二十多个小类组件组成。它们拆解供应链，进行专业的分工与协作，其生产效率可以提升20%。结果汕头的四驱车玩具产业就因为产业效率低竞争不过浙江嘉兴而消失。
最近很多专家都在呼吁，经济发展，需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为什么？带着很多思考，笔者跟随广东省委统战部组织的“广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研修班”到浙江大学学习。
01 从制造到产业平台 广东省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有四百多个，有一定规模的有一百个，大的集群规模上万亿，小的集群十几亿。广东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低水平时期的低级要素聚集，低廉的土地、劳动力成本及较低的环境要求。随着土地及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产业集群的供应链成本优势覆盖不了原有要素价格提升所带来的压力，广东省的产业集群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现象。 十余年前，广东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就开始产业转移，一部分是转移向国内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一部分转移向东南亚。能够留存下来的企业一是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二是产业总体升级。就全世界产业集群的发展而言，产业集群一旦转型升级不了，出现退化，就很难再度发展起来。 产业升级主要是靠新要素供给，技术与创新、品牌与设计、大数据与数字化等等。 在产业集群形成的初期阶段，要素供给主要靠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土地供给来形成。产业升级的新要素供给主要是人才，属于产业发展的高级要素。 几年前我跟北京大学著名的产业集群研究专家王辑慈老师有个交流，王老师比较推崇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的探索。 产业转型怎么发挥政府作用，具体就是如何提供产业外部边际。特别是当市场配置资源不到位、市场失灵时候，就需要政府服务的供给。政府出现在什么时候最为合适？一是产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时候，二是产业创新要素供给不足时候。 广东中山小榄镇锁业产业集群发展初期，当时产业需要公共加工平台，但需要大笔投资，由于初期集群市场规模不足，没有市场主体愿意供给服务，政府就投资了2000万元，分别在德国与日本购买设备，提供公共服务。后来，当集群市场有了规模，加工平台有收入平衡投入，政府就退出市场，将公司售卖给私人企业。 嘉兴玩具就是对四驱车产业链进行梳理，协同标准，进行专业化的产业分工。国内很多产业集群的发展，产业有分工，但专业化程度不高，生产效率就低，竞争力就不强。通过对产业进行梳理与专业分工就可以提高效率。政府的公共服务就是制定标准，协同产业，这不是一家企业所能做到的。 浙江湖州的南浔电梯产业集群，通过政府牵头，给予南浔电梯产业在技术创新、绿色低碳、产业标准、数字化、人才供给等输出对产业的服务，大大降低集群内部企业交易成本，降低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据了解，南浔电梯整机产销量已经占到浙江的50%、全国的10%。 在浙大的学习中，校方安排我们参观了抖音在杭州的直播基地。由原来的制造工厂转型的直播基地拥有两万平方米的面积，集空间租赁、培训游学、伴教代播、达人分发等八大服务，覆盖服饰、家居、食品、美妆等多个品类，服务超过3000个商家，年GMV超百亿。 浙江是我们国家制造业发展重地，也是产业集群发展密集区域，有相当规模的产业集群47个。浙江的小产品大市场闻名全世界，义乌小商品闻名遐迩。可想而知，电商平台、直播平台对于浙江产业的意义。 通过产业规划、搭建平台、引进产业新要素，浙江的产业集群发展进入快速的升级转型中。笔者在这次浙江之行的学习与考察中发现，浙江政府对于产业的发展规划，既卓识远见，又能落地操作。 广东的广州是千年商都，广州越秀商圈的商品批发市场曾经是一铺难求。但浙江从发展义乌小商品市场、电子商务以后，广州越秀的商品批发业务就从“过江之鲫”逐步变成“昔日黄花”。 疫情期间，广州也重磅推出直播电商业务，着力打造网红直播名城。但从整体效果看，总体上还是不如杭州。 尽管广东号称“世界工厂”，工业门类比浙江更加齐全，规模更大，在产品制造方面有相当的优势。但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已经不局限于制造力，而是对产业生产要素的新要求，包括产业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对于中国而言，政府的政策资源也非常重要。 产业平台通过集中新要素供给，赋能制造业发展，是制造业产业集群提升与发展的不二选择。产业之间的竞争，最终将是产业平台之间的竞争。无论是电商平台的发展，还是电商直播的发展，浙江有更为优秀的表现，浙江显然有更好的城市、人才生态，有更好的网络基础设施、更好的政策设计，也有更好的人文底蕴。 02 从计划到系统设计 关于广东制造业的发展，广东提出制造业强省的目标，重点发展超高清视频显示、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数字创意、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前沿新材料、安全应急与环保、精密仪器设备等新兴产业集群，培育电子信息、智能装备、生命健康、材料、绿色低碳等未来产业。 学习中，我们也了解到，浙江提出的未来产业包括未来网络、元宇宙、空天信息、细胞与基因、前沿新材料，要打造100个重大应用场景和100个标志性产品。 同时浙江也推出促进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凤凰行动”计划：力争2025年末全省境内外上市公司1000家。为了确保目标的实现，浙江政府要求每年动态保有10000家以上股份制企业、1000家以上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和100家以上报会企业。5年内要新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金额5000亿元以上，其中投向三大科创高地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规模占比70%以上，新增资本市场融资额8000亿元以上，新增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金额3000亿元以上，到2025年末，通过并购重组形成一批在全球细分行业和国内细分行业排名前列的上市公司。有目标，有计划，有分工，有协作，有过程，有动态，有系统的设计。 笔者在广东从事企业融资上市培育工作多年，有一个感受很是深刻，就是广东的很多企业与产业服务，都是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很难形成协同效应。虽然很多文件也经常有主牵头机构，有各个部门的分工，但总感觉文件发出以后，就很难看到协同出来的效果。 浙江省的文件政策水平高，一是有顶层设计，二是有资源支持，三是细节能够落地。拿杭州打造网红直播城市这项工作来说，我们有位同学讲，杭州是直接给直播公司场地，场地基本都是无偿使用，企业只要交水电费、管理费即可。广州采取的是先租后补的办法，但最后有没有补，补多少，很多企业并不知道。杭州还承诺协助头部直播公司解决入户、儿女入学问题。他说，在杭州，不论是市级政府、还是区政府、还是街道，对于同一件事情，都可以上下贯通。但在广州，负责网红直播工作的核心部门就是商务局，但它对于户口、场地、读书这些事情，好像就超出它们的工作职能，协调不了。 关于产业的规划，如果没有落地的措施，没有场景与具体的操作措施，它就容易成为空中楼阁。产业规划同时需要提升产业效率，需要专业的专家与智库，需要政策设计与资源配套。 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的起草人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的科学顾问埃里克·兰德尔并不是一位电子芯片专家，而是一位顶级的遗传学家。由他起草《芯片和科学法案》，主要是他懂得如何做政策的顶层设计。因为科学研究，主要是经费的使用效率与有效性，是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 兰德尔用五个月时间，研究过去七十五年，美国的国家竞争力产生于其引领世界的科学技术，如何在短期的芯片竞争及长期的科学技术竞争保持美国的优势，就是法案研究的出发点。 一个产业的发展与规划，一是专业与专家，二是历史与未来，三是现实与措施。美国通过《芯片法案》打击中国产业，让中国非常难受。产业政策制定，就是应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很多地方的产业规划，有什么先进就搬什么，不讲历史与过去，不讲产业形成的条件与成因，不讲资源与禀赋，不讲现实条件与措施，不讲实施场景与落地，就通通来一个宏大叙事，其实对于产业发展无益，对于经济发展无益。 幸好，笔者在浙江的学习与考察中，虽是走马观花，但会深刻感受到浙江省对于经济持续发展、产业转型的深度思考与探索。 这次学习考察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就是浙江的乡村振兴工作。授课老师是来自于浙江省农业厅的一位处长。 林处长首先介绍了国际先进发达国家的乡村振兴模式，并思考了中国乡村振兴可以借鉴的模式与经验做法，同时根据浙江经济发展水平与地理区位情况，提出浙江省乡村振兴的政策与实施路径。 林处长说她经常去广东做交流与考察。她非常羡慕广东对于乡村振兴投入的手笔之大，曾经看到广东一个地方投入一条村的资金就一千多万。她说浙江的乡村振兴，政府投入都是个位数，所以浙江的乡村振兴必须以时间换空间，从2003年到2023年，慢慢探索，找到方向。不过她还是讲了一句话，乡村振兴，需要“历史的定力”。 林处长讲日本乡村振兴的案例，讲到日本的“一村一品”，说“一村一品”意味是日本的乡村振兴也不具规模效应。没有规模就只能深度挖掘，农业本身生产效率底下，靠一个产业解决不了农村与农业发展问题，所以不仅是“三产融合”，日本提出的是六次产业。 林处长小结，中国的东北乡村振兴可以学习美国的工业化模式，西北华北可以学习以色列及荷兰的科技模式，而华南东南区域，山多地少，要学习日本的多产业融合模式。 对浙江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政府做出归类、总结与指导，包括现代种养业、乡村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新型服务业、乡村信息产业等等，非常详尽，又非常有指导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四十余年，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到了深水区，再摸着石头过河，可能会被淹死。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顶层设计、规划与贯通落地已刻不容缓。特别是中美贸易逐步脱钩以后，中国更需要建立自己的经济框架，需要自己的系统与顶层设计，才能拥有属于中国经济的四梁八柱。 特别是广东经济，靠的是改革开放的红利与区位优势先发起来，初期阶段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广东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它已经超越韩国成为世界第九。经济规模如此，如果没有顶层设计，还是摸石头过河，还是粗放设计、粗放发展，它将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迷失方向。 广东必须代表中国制造，探索中国制造的未来，探索人类工业文明的新未来，提供新工业文明对于人类的新贡献，行稳致远于人类工业文明的主航道。 它必须既是细节，又是恢宏。在浙江学习中，涌现了一个新的维度，灵动出创意，魔鬼出细节，而恢宏出伟大。 03 从经济到社会发展 在浙江的学习与考察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的宏大计划。浙江省提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结构，到2025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超过50%，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0%、20—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5%，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每年新增1000亿元以上，力争累计城镇新增就业5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下，技能人才总量1150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比35%，开展职业技能培训500万人次，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5.5万元/人。 从关注经济增长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真正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的成熟与全面进步，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必然方向。 一方面是浙江经济总体发达，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国第三，更重要的是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目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建设体系。 二十大报告多次提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笔者认为，没有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浙江大学的老师讲，共同富裕的核心指标是浙江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目标。笔者认为，确实而言，社会建设的目标要比单纯的经济建设目标更难实现。 社会建设的难点与痛点除了城乡居民收入要逐步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更难的是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它已经涉及了中国社会更加深度的社会改革、社会的分配机制与公平机制，它就是中国改革的深水区。 我曾经跟珠三角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位区委书记交流过。书记说，虽然经济发达，但农村与农民对社会建设参与度不高，村集体除了分钱，就是分钱，“不分钱，无话可谈。”就是发达地区，乡村振兴需要解决的是村民如何参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建设问题。 我理解的林处长所讲的“历史的定力”，就是农民需要引导，需要获得农民的相信，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只有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中国的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才能够得以真正开始，没有农民的投身与参与的乡村振兴，就是无源之水。 中国的发展模式跟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是通过给予地方示范试验授权来鼓励地方的创新发展。如经济特区、开发区、示范区，甚至是海绵城市、低碳城市等等。通过实验与示范，探索路径、形成经验、建立标准的过程，来推动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以降低整个国家发展的试错成本。 示范的探索既有成本，也有红利。虽然有教授认为浙江所定目标太高，但笔者认为，只有志存高远，才能自强不息。《论语》讲：“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 在浙江的学习中，主办机构还组织大家到安吉余村学习。安吉余村通过十几年的实践，很好的证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从片面的追求经济发展到经济与环境的均衡发展，从片面的追求经济发展到与社会的均衡发展，从经济的现代化到经济制度、社会治理、产业体系、到人的观念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正进入一个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探索阶段。 谁能交出新的答卷，中国社会的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未来，才能展开。深圳是国家社会主义示范区，浦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是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都代表着中国对于未来社会建设、发展道路的种种探索。 04 结语 不知不觉，一周的学习已经结束。学习的意义在于借鉴与思考。其实，从某种角度讲，宏观叙事的作用不大。我已经不再喜欢宏大叙事般的描述，我更加愿意偏向中观经济的研究。我更加愿意大学的老师多走向产业、走向企业，走向田野研究。 对于企业家而言，它仅需要略知宏观，他更需要从微观到中观的相互切换与思考，他需要在学习中获得不对称的信息与思维，以形成对对手的不对称竞争优势。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亦是如此。经济发展的存量仅是存量，其意义不大，如果没有真正的升维，区域经济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优秀的学者并非人云亦云，他只有脚踏实地，建立自己的理论逻辑与分析框架，才能够高瞻远瞩，挥斥方遒。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狄更斯 时代给予怀疑者以最坏与黑暗，给予信任者以最好与光明。企业家、学者与政治家，都需要对未来开放。 时代为优秀的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海量研究样本，为优秀的企业家的产业实践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政治家需要洞若观火，在恢宏与细节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之间，在灵动与沉淀之间，如何知行合一。 这就是一个艰难时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幻灭，或者涅槃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