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视角 | 怎么才能满江红

电影《满江红》

　　把一个本应热血沸腾、慷慨激烈、壮怀激昂的故事拍成一个冷飕飕、夹带冷幽默，充满阴谋、算计、血腥、残酷与暴力的电影，这满足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满江红》成为春节假期热片，领跑今年春节档票房。

　　张艺谋无疑是中国电影导演里面比较会讲故事、演绎故事的人，但这次张导干脆就编个故事。讲故事、演绎故事还是需要一定历史背景的真实、但从历史的真实到细节的真实需要无缝对接，所以编剧还需要费些功夫。而编就完全不同，仅需要细节的真实与故事的闭环，它的目的就是让观众在两个多小时的空间中，完成一次心情的整理。过年吧，让大伙乐乐呗，那就是贺岁片的年味。

　　讲贺岁片，不得不提冯小刚和葛优。编故事嘛，葛大爷就有一本正经讲胡话的真本事。背景真实，细节真实，演绎的是荒诞。电影《满江红》，背景基本不真实，细节基本不真实，而演绎的是细思极恐的真实，人性的阴暗与不屈。所有的笑声，都是暗夜中的幽默，都是带着眼泪的嬉笑。

　　每个人都需要去释放，每个人都需要阳光，每个人都需要笑声，哪怕是在黑夜。

　　正是每个人都可以向往光明，小人物哪怕只有萤烛之光，它也想与日月争辉，它也需要精忠报国。哪怕是飞蛾扑火的扑腾，它也要耗尽它生命的全部，去绽放所有的光芒，去诠释岳飞“满江红”的壮怀激烈。

小人物的悲哀

　　大时代，小切口，大背景，小故事。张艺谋是喜欢大背景的，但他会把故事切细，直到细节真实。陈凯歌也喜欢大背景的恢宏盛大，但陈凯歌驾驭不了恢宏，当气吞山河的铺陈落不到真实，它容易变成幻境而昙花一现。

　　“大道废，有仁义”，其实小人物越是表现出慷慨赴义、视死如归，越是时代的悲哀。因为英雄已死，真理不存。

　　大时代不需要英雄，因为英雄已经辈出，英雄是涌现出来的，英雄是大时代涌现出来的。就如创业阶段的共产党，将军们都是涌现出来的，江山是他们打出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改革开放的珠三角，企业家、卓越的经理人、优秀的工匠都是涌现出来的。他只要敬畏规律、尊重常识、尊重人性、刻苦经营，就有可能成为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只要他任劳任怨、心灵手巧、融会贯通，就可能成为优秀工匠。

　　他们不需要去费尽心思、处心积虑、殚精竭虑，他们仅需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履职敬业地工作也可以过得尊严、活得自在。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没有理由，没有前提。如果有前提，就是社会安定，百姓不受骚扰，安居乐业。

　　记得改革开放时候广州拍的电影《雅马哈鱼档》，也是小人物，演员都非专业。虽然有是非、有扭曲、有挣扎，但时代是进步的、上升的，小人物便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电影没有反转，没有悬疑，没有机关技巧，没有眩人耳目，而是敦本笃厚、朴素真实，刚劲有力。

　　小人物的幸福就是日常伦理。小人物死于非命，死于倾轧，是小人物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怎么才能“满江红”

　　历史是英雄创造的呢，还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呢？

　　《中庸》讲：“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社会治理，就是需要制度建设，不要依靠人治，哪怕是贤能政治，否则容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中庸》继续讲：“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朱熹观点强调立政治人，根据人内在的善良德性，让内在德性自然生长，自然成善，将这种善性推扩于外，则社会安泰，天下大治。

　　电影《满江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铺垫后，最后才图穷匕见。故事感人的地方是将岳母刺字的“精忠报国”，刺在一个大头兵身上。“精忠报国”不是岳飞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千千万万岳家军的精神脊梁。

　　一个国家的政策，它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根本，社会治理需要有持续性。一个国家的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以百姓为根本，必须有相近的价值取向。

　　比如我们国家现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必须有全民的参与，才能够内化为全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才是真正的“精忠报国”，才是真正的“满江红”。否则，它就是一曲词牌，一部贺岁片电影，吟诵而已，娱乐而已。

　　地知道哪里的树长得快，老百姓会分别出良治与恶治，为政的道理，就是理解百姓的需求，让百姓安居乐业。为政的道理，是激发百姓的善，而非恶。近些年，中国影视作品中，表现恶俗的、残酷、算计的太多了。中国社会缺乏达成全社会共识的伦理底层。　　

后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