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疫情三年管控政策调整的小小窗口期，我们迅速组织活动，跟大家谈谈企业的明年。从疫情防控到病毒防范的转变，一方面是防控没了，大家出入自由了；一方面，自由的代价是病毒大面积传播的到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也就短短的几天之间。虽然社会不适应，但还是普遍理解。
不过，无论消化利好，还是利空，它都需要时间，就在这短暂的转变期，侃侃明年中小企业的日子。这里面，大家都过的不容易。
01 疫情持续反复影响企业经营 国内调整疫情防控政策以后，新冠病毒感染率会大大提升。不能说国内三年的防疫政策没有效果，它最大的好处在让国人错过病毒毒性高、致死率高的阶段。广州专家唐小平认为：“现在新冠病毒的毒力已经进化到季节性流感的水平，有些甚至比季节性流感毒力还低。” 病毒大规模的传播，社会面的秩序还是良好，没有出现多大的恐惧，但还是给人民群众正常的工作生活带来影响。以前是政府的管控政策让你不出门、出不了门，现在是大家能不出门不就出门。口罩又开始紧张了，熔喷布也不够用了，有企业把去年拆掉的生产线又重新组装回来了。 目前看来，政府机关和国企保护的最好，还是比较严格的遵行原有的防疫政策，继续核酸，甚至加上抗原检测试剂盒。政府人员可以不出来，但企业要去政府开会办事，就显得麻烦，就是找不到核酸检测点！ 据专家们分析，疫情还会反复发作，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大家才会真正把病毒看成是大号流感。 既然是群体免疫了，主要是看个人的身体免疫力，核酸检测其实作用也不大，网上调侃说：“羊也开始分类了，无症状感染叫喜羊羊，浑身酸疼叫懒羊羊，持续低烧叫暖羊羊，高烧不退叫沸羊羊，还阴着的叫待宰的羊。” 政策切换有个阵痛期，需要付出代价，经历这个阶段，才会真正迎来正常的社会生活。 但三天两头企业都有员工感染，正常的生产秩序会受到干扰，员工情绪会受到影响，年终岁初这段时间，企业还会受到疫情反复的影响。 但不管如何，哪怕疫情面积扩大，它也有个周期，总比没有预期的不确定性好。确定性比某种结果更为重要。 02 产业东南飞已是事实 由于疫情及地缘政治等原因，今年有很多的外资企业迁出中国。以前是趋势，大概有个五到十年的时间迁出中国，日美对迁出企业还有补贴。今年的情况是能够迁出中国的迁出中国，很多外企有特别的要求。 同时，成为外国企业供应商的中国企业，也要求到东南亚或者是靠近大企业本土的地方设厂。不仅中国大陆如此，台湾的一些国际供应链企业，不仅被要求离开大陆，也要求离开台湾。 根据调研，这里面外企迁出中国的主要几个原因：一是成本，如几年前三星迁出惠州，主要是劳动力成本。二是避免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壁垒，导致很多产品出口美国的企业把一部分产能搬迁到东南亚。三是供应链安全，供应链安全以前主要是外企担忧两岸局势，近期主要是担心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担心中国政策有不确定性。 最近被热炒的苹果供应链迁出中国，就担心中国政策对苹果全球供应链有影响。据报道，苹果高端机型主要在郑州生产，当郑州富士康生产被扰乱长达两个月后，今年第四季度的iPhone出货量会减少1000万部。这对于国际大品牌的企业是难以忍受的，这促使了苹果下定决心迁移供应链。这对于中国苹果供应链公司，意味着机会的减少。当然，苹果也会并督促其供应链龙头企业在海外设厂。 其实，苹果也仅是许许多多国外大企业供应链搬迁中国的一个案例。其实，苹果公司迁移中国供应链其代价也非常巨大，它并非台积电这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因素，而是比较纯粹的经济问题。毕竟而言，能够在一个地方，集聚30万人的工厂，在越南也是非常难的，在印度没有十年八年过程，也不容易。 中国本来是全球最为可靠的制造供应链，有非常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市场基础。但因为中国疫情防控的政策设定不能与世界对接，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因素。不是市场、人员、制造体系，而是政策。苹果有理由担心，中国接下来的政策体系，是否不会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疫情会逐步过去，但会不会中国因为其他的政策设定，影响了苹果等全球化企业的供应链安全呢。 印度也经常调整其经济政策，会对国际化企业的经营造成影响。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政策一直稳定，才有这么多国际企业投资中国。为此，中国政府还必须给予外资更多的“定心丸”，要不然，中国在全世界投资环境的排名会下跌，会影响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信心。 03 对外贸易繁忙将难以为继 美国所处心积虑的不是简单的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去中国化”。美国政府大致会通过几个途径来去中国化。一是类似于“新疆棉”这种操作，断掉一些国际企业的中国供应链。二是操作台湾、新疆等等的问题，让全世界认为多少年内大陆必会攻打台湾，供应链安全会受到威胁。三是类似于疫情防控政策，如果不是疫情防控政策，也会有其他的政策体系一旦跟世界贸易体系对接不上，也会成为“去中国化”的借口。四是类似于《芯片法案》与白名单、黑名单这样的操控。五是引发边境冲突与政治对抗等等。 美国无所不至，中国又不能跟俄罗斯一样掉进陷阱，只能如履薄冰，步步为营。但过于谨慎有时候就会反应不过来，会从一个陷阱进入另外一个陷阱，进退维谷。 一方面，像芯片等等的高端制造业会回流美国，另一方面是低端产业会迁出中国。美国会千方百计协同欧盟一起去中国化。 另外一个就是疫情以后，欧美的供应链体系也逐步恢复，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也会逐步减少。 总而言之，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一日千里的外贸形势会出现难于挽回的局面。 04 国内市场启动需要过程
很多企业更愿意做外贸，首先外贸毛利率高。根据我的了解，外销产品普遍有40%左右的毛利，而同样的产品，国内仅有20-30%。其次，国外基本不存在应收账款问题，如果有，一般也不会超过30天。第三，国外大企业小企业都比较平等，他们非常重视供应商，视供应链为它们企业品牌与质量重要的保障。四，不吃回扣，不用搞各种关系。
而企业做回国内生意，习惯外贸生意的企业总是不习惯国内生意的规则。能够把产品做得好的企业，都是一心一意把心思放在产品上的，不习惯搞各种攻关与人际关系。
给民企做供应商还好，就是性价比嘛，利润率低点也勉强。给国企做生意，除了公共关系，应收账款就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国企也相对官僚化，不是纯市场的一套。
我们促进会去年与《经济观察报》做过两次应收账款的调研，结果到了今年我们跟踪调研企业，其问题还是非常严重。哪怕国务院在2020年7月就出台了《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国家也派出各种督察组，省级也专门开了会议，出台了相关文件。问题是现在都习常以会议落实上级会议精神，以文件落实上级文件精神的循环。很多文件落不到实处，中小企业真正获得感与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重视感觉就是两回事。
我最近走访了几家从事环保工程的中小企业，他们抱怨，现在环保工程基本都是国企做的。一是政府把工程交给国企，政府没有了各种责任。二是国企有实力，规模大的项目国企有资金，其利率远比中小企业低。三，国企不怕政府拖欠工程款。四，国企的工程资质齐全。
企业反映，国企也就是做个总包，很多具体的项目实施及材料供给都交给民企做。国企收了一个比例的总包管理费，还拖欠了很多中小企业的款项。企业老板说，同等条件下，做总包他们也能够做，还能够帮助政府省下很多的总包费用。他们总感觉国进民退，中小企业在政府的工程投标项目受到歧视。
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纲要指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健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提升市场准入效能。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合理划分不同层级政府市场监管事权，构建跨区域市场监管机制，有效防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这个文件出台得非常及时，但就像《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一样，关键是落实。文件落实的衡量标准是市场准入的门槛是否公平公正，企业在国内市场是不是得到公平对待，企业在国内市场能否赚到钱，包括民企在内的企业腐败现象能否根治。若是如此，不仅仅中国的企业在国内市场赚到钱，国外的企业，也可以比较干净利落地在中国市场赚到钱。
否则，如果国外的企业也是通过关系与垄断在中国赚到钱，哪怕他们在中国赚钱，对中国也不会存在尊重。
民企也一样，一旦他们觉得国内市场不公平，他们虽然在国内赚到钱，也不会尊重国内市场。如果在中国制造的民企其市场在国外，他们同样看不起国内的市场生态。
开放、自由、市场配置资源、公平、法制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任重道远。
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也再次重申了尊重市场规律、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的要求。通过启动内销市场，对冲逐步严峻的外贸形势，对于中国经济的走向，非常重要。中央经济会议继续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
对于国内市场，中央政府重视，中国有市场基础与需求，考验在于市场的制度建设、规则的制定、政府的执行能力与市场主体的意愿。
05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时间 如果全球产业分工，大致是美国主要负责原标准制造，包括金融与贸易规则。欧美等发达国家主要负责原品牌制造。德日负责原基础发明制造。中国负责原应用技术制造。中国及东南亚、印度负责原设备制造。中国制造主要在中低端。 中国制造也会面临拉美国家在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后，低端制造业外流，高端制造业受到钳制，上不去、下不来的“拉美陷阱”。美国也有明显的意图，把中国的低端往东南亚、印度转移，并通过芯片、软件、标准等的限制压制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展。 从现实结构看，中国低端制造的产能一定过剩，消化过剩产能无非是产业进一步国际转移及拓展新兴市场。 全球八十亿人口中发达国家人口只占到11亿共32个国家，人均GDP都超过2万美元。还有39个像中国这样人均超过一万美元的国家，人口基数大。中国14亿人口，庞大的市场需求与规模，本身就是全球的新兴市场。还有大量的欠发达国家也有大量的需求，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一年达到2000多亿美元。非洲、中东、中亚、南美市场有机会。 更加艰难的是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国是起源于灌溉文明的文明古国，是非常成熟的农业社会的典型。相对于近现代商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分工简单、自给自足。欧洲商业起源于希腊，希腊土地贫瘠，只能靠商业贸易，商业发展需要契约文化，需要规则制定。 中国近代商业体系的代表是广州十三行，十三行的章程源自福建商会，福建商会的章程源自郑成功在南洋所设立的贸易公司。郑成功贸易公司的合作伙伴是西班牙等欧洲公司。 不论是近代还是现代中国商业社会的形成，都离不开西方商业所建立与塑造的贸易体系与规则，哪怕中国成为发达的经济体，也很难超越这个基础。 中国产业从低端制造走向更加高端的制造，从普通制造到基于应用技术创新到基于基础创新的制造，但越是高端制造，其系统更加复杂。如果涉及到规则、标准，它跟基础发明、原发系统、顶层设计有关系，而这一块，恰是中国不是特别擅长的。最近美国的一个《芯片法案》，就使中国的高端制造受到极大影响，何况是美国所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贸易规则对于中国的种种制约。 顶层设计、游戏规则制定能力才是商业社会的顶流，中国这种实打实的，卯是卯丁是丁的社会文化，如何建构它在中美经济某种程度脱钩以后的自身经济体系建设，实是考验。 06 结语 产业的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它已经超越了产业与商业的本身，它是在打造以促进商业发展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体系建设。就是现代社会的政府治理、社会文化与伦理、教育与科学发展，如何支持它的产业系统，又从产业系统的发展中反哺各种社会事业发展的更大社会系统的建设中的全过程。 2023年，中小企业的日子不会好过，它需要更多的煎熬。但就如疫情管理方式的切换，会带来阵痛。 但有预期，就会知道方向、减少焦虑与痛苦。企业、工商业、产业与社会发展的道理一样，不怕有问题，就怕不知道问题所在。本文不是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预测的文章，而是对于经济发展不确定的思考。 当我们对于每个不确定性的思考越深入、越彻底，就会减少一分的焦虑与痛苦，就越能穿越于当下的现实，去到达我们理想彼岸。 希望在过去三年、在未来三年，我们坚守等待的是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