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号，广州市根据新冠病毒危害性大幅度降低的实际情况，调整了防疫政策，意味着长达三年的新冠防控政策出现变化。一夜之间，广州上了全国热搜。
广州新冠疫情防控的重点，强调了个人作为新冠病毒防护的第一责任人。调整初至，各个地方、场所对新的政策反应并不一致，导致很多居民到处找核酸点检测、排长队。当一个政策经过多年的塑造，已经形成体系结构和秩序，一旦调整就会出现一定的紊乱。
怎么使调整阶段的政策更加有序呢？
01 可以发挥企业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在过去三年，社会面的防控主要由社区负责，但社区管理非常复杂，有户口的、常住的、流动的、单位的，落实防疫的责任主体并不容易。 在调整疫情防控政策以后，我建议可以适当发挥企业作用。特别在疫情防护政府主体责任与个人主体责任的切换中，在全国各地疫情防控政策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在病毒反复变异的背景下。企业为了保证企业员工的生命健康安全，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定稳定、为了企业正常经营生产，可以发挥企业作用，探索一条基于政府与个体之间的病毒防护机制。 其一，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防疫机制，虽然凸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自上而下的政策设定，与社会面互动性不足，灵活性不够，容易随意放大监控面、层层加码，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干扰。 第二，以个人为责任主体的防护政策，意味着病毒危害性降低，社会从疫情防控变成病毒防护，病毒管理常态化，有利于社会生活回归正常。但在两种防护政策的切换中，难免因为各种信息的不对称，给个人的社会生活带来新的困扰。 第三，员工在企业存在组织关系，有社会保险，很多企业给员工购买医保的同时，还购买了商业保险。很多企业也存在着党支部、工会等组织。企业与社会个体的联系比街道、居委会更加密切，信息更加对称，方便于常态化的统计与管理。通过企业传达国家的防疫政策、管理人员流动，会更加高效。 第四，把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结合起来，更加贴近现代商业社会的运行规律。这些年，国家在推动安全生产、环保建设等方面都把企业作为责任主体，责任落实也比较到位，基本上没有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相反，还促进了企业的规范管理与社会责任的形成。这里面，疫情防控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很大原因就是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在政策上并没有统一设计，形成接口，取得平衡。 第五，发挥企业的作用还可以通过企业储备物资，特别是医疗物资。这几天，政府调整政策以后，很多药房的感冒药被抢购。但药物有有效期，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如果通过企业单位储备，按需供给，不会造成太大的浪费。包括接下来的抗原检测试剂盒，也没有必要每个人都购买。 第六，发挥企业作用还可以通过企业或企业工会等组织的作用，对于在疫情中有困难的员工，给予一定的帮助。企业解决不了的，才向政府部门申请救助。 第七，企业的竞争力来自创新，企业主要通过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在新冠疫情初期，大量防疫物资紧缺，很多中小企业通过创新，迅速解决口罩等医疗设备生产问题，保障社会供给。发挥企业作用，及时参与国家卫生防疫工作，有利于促进国家卫生防疫工作建设。 第八，如果发挥企业作用，企业的诉求可以得到政府部门的尊重与理解。把企业的疫情管理，下放到基层社区，很容易被一刀切，或层层加码，破坏企业的正常经营。 02 怎么理解企业是现代社会的细胞 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最主要的是通过宗族自治，降低社会管理成本，降低税收的征管成本，减少公务员数量，减少财政支出。 在建国初期，中国成立了几百万个合作社，政府通过合作社，实现对农民的管理，也大量降低社会的管理成本。 在现代工业社会，企业成为社会的就业主体、经济发展主体与国家税收的主体，是现代社会的细胞。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大师德鲁克讲：“企业是社会的器官。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使命和某种特殊的社会职能而存在的；任何企业得以生存，都是因为它满足了社会某一方面的需要，实现了某种特殊的社会目的。” 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凡是以推进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工作，效率更高。凡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各项国家政策落实，更加有效率。 从中国的就业结构角度看，企业确实代替了农业社会的宗族与地主阶层，成为现代社会的基层组织。如何发挥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作用，更好的发挥企业的社会功能，从某种程度也可以实现古代农业社会“宗族自治”的某种功能。 实际上，在疫情三年过程中，我接触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他们说，疫情三年，企业非常困难，如果论原始积累，他们早就可以上岸。但当下，能够让他们牵挂的是他们员工的就业。中国人还是有很多的“宗族情节”，在商业社会，他们的“宗族情节”，就是企业组织。珠三角的企业年终有“尾牙”，开春有“春茗”，都是来自于宗族祭拜。 德鲁克作为现代企业管理之父，他认为企业不应该为了利润而存在，认为企业的本质就是为社会解决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一个商业机会。企业获得利润仅是对其经营有效性的一种考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学家都可以有这么的认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对于企业存在的本质可以有更多的探讨。 其实，德鲁克对于德鲁克管理思想在日本和中国的应用有更高的期望，就是东方社会企业的社会功能。德鲁克将“公司的概念”归结为“各个领域之间的和谐”关系。公司必须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自动履行社会义务。也只有公司自身能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共同目标的实现，公司才有存在的意义。 作为企业，也必须考虑企业所生存的社会以及企业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是什么，德鲁克简单地讲，企业是扎根于社会和社区的“社会机构”，因而受公众利益的影响。不仅仅是以前的安全生产、环保生态建设，现在的疫情防控，未来的其他社会建设，包括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社会慈善等等。我相信，如果有企业的参与，一定更有效果，效率更高，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03 现代社会如何更大发挥企业的社会功能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方向，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是重要支撑。同时，二十大报告中，也再次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建设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点是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是其重要支撑，这都需要现代企业的参与，通过专精特新的发展方向，通过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通过推动企业“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其实施主体都是企业。 同时，在二十大报告中，也阐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是基于巨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些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现代企业通过创新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发展、高效配置社会资源等发挥作用。现代企业，或者现代工商业，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社会基础。跟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乡村与宗族是社会的基础一样，现代企业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社会的基础。 现代企业，就是中国现代化社会的细胞、器官，同时，社会也是企业利益的源泉。它不仅要发挥其企业经营的功能，同时也要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两者并不矛盾。是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不同的表现面。 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代表人物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他主张 “实业救国”，在江苏南通开创了唐闸镇工业区，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他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11月，在江苏考察调研参观张謇生平展时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中国现代的企业家群体中，像华为的任正非、福耀玻璃的曹德旺都是中国现代企业家的楷模。这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统一。 德鲁克也主张“博雅艺术”，博雅教育也是古代欧洲的精英教育。中国儒家的学术体系也是精英教育，既是社会精英，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德鲁克对于企业使命论述的最底层逻辑，就是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精英，精英必须自觉的为社会发展服务，这就是企业的使命。而儒家的修齐治平，也是精英的自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04 结语 苟日新，日日新，与时俱进，根据病毒变化的特点做出政策调整，实事求是，向未来开放，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同时，也要在向未来开放的进程中，找到建设现代化社会新的支撑力量。若是，我们的社会事业发展，才可以事半功倍，充满生机和活力，而非一管即死，一放即乱的循环。 中国应该彻底告别农业社会的社会管理构架，以现代企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的基础方向去架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的未来。探索从科层制社会管理模式向多元的科层制、扁平制、互动式相结合管理模式，给予社会基层更多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并向全新的人类商业文明转向，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这是我在疫情防控三年对于企业组织社会功能的思考。这思考也不止于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基层的组织，凡是基层社会组织，都可以服务一定的社会功能，去服务社会，建设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