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疫情下的广州社会
上周的一天早上，我起身去小区做核酸，走了好几个核酸检测点，结果被告知，没有核酸做。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核酸检测就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广州市民，要不就在做核酸，要不就在去做核酸的路上。幽默的国人还借用古诗，描述了诸多核酸的场景：“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做核酸。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做核酸。酒醒只来花前坐，酒醉还来做核酸。众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做核酸。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做核酸。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做核酸。我命由我不由天，天天都在做核酸。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做核酸。小楼一夜听春雨，听完风雨做核酸。莫愁前路无知己，知己都在做核酸。” 一开始我也很是排斥排队做核酸的，感觉浪费时间，劳民伤财。后来知道：一方面，核酸检测是中国抗疫政策的制度安排，及时筛查，及时预警，及时发现，及时防范，因为只有中国社会制度及文化，才能够有组织与行动力做到精准的核酸检测。另一方面，核酸检测也不断在优化。一开始是单人单管，后来是十人一管，再后来是二十人一管，大大地降低核酸检测的成本。核酸检测过程也不断在优化，核酸检测点的布局也更加的便民。 免费核酸检测是中国抗疫政策的基础保障，虽然社会面对于是否放松中国的抗疫政策存在争议，但在核酸检测免费及便民的服务上，社会还是感觉到政府满满的诚意。特别是基层的核酸检测工作人员，不辞辛苦，耐心解释。作为普普通通的市民，也感受了作为中国国民的一份自豪，被服务，被重视，有存在感。 生活在广州，广州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城市。北上广深，广州的防疫政策相对比较科学、不走极端，也尽可能不扰民。上海疫情结束以后，全国各地很多朋友来到广州，是因培训、业务及离开当地管控而来的。总体而言，广州比较包容与接纳。 广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市民社会的基础。我考证过当时广州十三行来源，很多创始人不是广东人，而是福建人，为什么会来广州开埠做生意，连十三行的章程都是仿制福建厦门民间商会的章程而来的，而他们的成例可以追溯到郑成功在南洋成立的海上贸易公司的章程。 市民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制度规范和约束，政府与社会相对平等。当时福建商人在本地开不了埠，到了宁波也开不了埠，就是政府太强势。官与商、官与民互动不了，就会产生对抗与分裂。来到广州，商人能够与政府开展互动，生意就能够做。 那你说清朝的官也是朝廷派来的，能够互动吗。首先是有利益保障，其次是除了官，还有吏。官代表天，吏代表地，吏接地气，可以代表相当的民意和地方利益。如果吏也是官的思维，所有政策措施都是上官意志，不切合当地实际，官民互动不了，社会就会出问题。 最近广州疫情又有反弹，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来关心，我拍了广州超市的照片，物资丰富。虽然有些焦虑，但总体心态都比较好。要知道，疫情三年，人在一种封控的状态中生活三年，工作、生活都受到巨大影响，社会没有情绪也不是真的。所以，在管控与常态，在管理与服务，甚至在对上与对下中，需要找到平衡，这就是一个地方的底蕴与文化。 02 我为何有了依赖症 核酸检测，成为广州市民工作生活的一个部分，它也形成疫情管控社会管理的闭环。但也没有料到疫情不知不觉已经三年，古人说：“大疫不过三，过三必有殃”。但三年足够塑造出很多新的心理结构、管理结构与模式。任何一个事物，产生了结构就会稳定。 比如中国超稳定的农业社会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也会妨碍它整个社会的创新，比如对于海洋文明、工业文明的接纳。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管理体制、经济政策与改革开放思想就有冲突。又比如改革开放深入人心以后，经济发展它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一种观念，如果把疫情管控长久的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的，社会就会反弹。 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它有别于西方的防疫政策，跟它的文化基因有关系。西方历史是城邦国家，德国是在一战前才有俾斯麦造就国家的统一，但地方政府也有自治的权力。中国历史是农业国家，农业国家最重要的生产力就是水利技术。不仅仅是水利技术，还需要水利制度，黄河长江的水利都要涉及沿岸的州府，需要中央的整体协调，因此必须产生有权威的中央政府。 你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都几十年了，真正是市场起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省份就几个，不过一个手掌。但你要是说，通过政府来配置资源的，那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说来就来，一点都不含糊。中国高铁、公路、机场、城市建设，几十年的光景，把全世界属于中国的地方，都挖了一个遍。 疫情防控，采取中国式管理的，西方政府确实做不了。还不是预算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制度保障，没有文化基础。 但任何事情，事不过三，过三就会变，左三年右三年。有专家讲，如果按照中国防疫政策，全球静默，三个月病毒就可以断根。但中国可以静默，全球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做不到的，因此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爆发，国外已经是第八个爆发周期，我们只感觉三年还处在第一个周期。 过去三年，由于疫情，中国的流感大量减少，由流感所产生的并发症而死亡的人口也减少。中国的防疫政策出现松动，与国外的群体免疫相比，一旦开放，中国的防疫政策有可能从优势变成劣势？ 但不管如何，人类已经是命运共同体，不管愿不愿意，中国的防疫政策也不可能是独善其身，它必须与全世界的防疫政策有更加融洽的接口。 任何政策的制定，有它的突发性，有突发就有时间限定。如果是长期的政策设置，它必须与现行的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取得平衡，才能够得到全社会的认可、支持与配合。 广州这轮疫情发生至今，天河区仍然能够坚持堂食，不唯上，只唯实，从实际出发、科学管理。11月14日天河区停止核酸检测，我不知道具体的背景是什么，但我知道与此同时，河北的石家庄也停止了全民核酸检测。 当然，做不到核酸，我内心也有一丝惶恐，倒不是因为不做核酸跟新冠病毒有什么关系，我是担心我第二天去越秀上班的时候进不了办公室的大楼，出差也出去不了。 我是支持天河区停止核酸检测的探索的，虽然它第二天也就恢复了核酸检测。但停止一天的检测带来的结果是15日到处都是排队核酸检测的长龙。 不仅仅是我犯上了核酸检测的依赖症，社会也犯上了核酸检测的依赖症。全社会都陷入由核酸检测构造的“安全”闭环中，至于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能大家并不清晰，但它是现实中的“安全”。因为不做核酸，工作生活本身就不安全。 03 或许到了规则改变的时候 事不过三也有另解，不过三月，不过三年，任何东西，都在变化，一个政策它不经迭代，它就容易成为一个标签，它就是刻舟求剑，成为另外一种“安全”。什么“安全”，在这种“安全”的护甲下，你可以不用探索、不用思考，按部就班就可以了。一旦你要突破某种框架，就要对现实规则提出挑战，它需要勇气，需要担当，需要不忘初心。 上周我同事从香港回来，据了解，老人是受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群体，仅就香港的情况来说，死亡病例的96%都是60岁以上的人，而71%是80岁以上的老人。而新加坡卫生部数据统计，即便在没有疫苗保护的情况下，新冠病亡率只有0.062%，低于流感。从10.2万最新感染人群的统计数据来看，只有60岁以上无基本保护的人群病亡率0.19%，略高于流感。 任何东西，任何制度安排都是有代价的。对于一个微观的疫情管理，管控与安全，管理与服务需要平衡。对于总体的经济社会而言，管控与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也需要平衡，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公平和效率需要平衡。群体免疫究竟是平衡还是无能我没有办法判断，“不躺平”是有为的思想，但“不躺平”而能平衡就是智慧，需要“苟日新，日日新”，不是刻舟求剑。 2013年非典在广州爆发，2022年末，新冠疫情又在广州重燃，看起来，人类将与病毒共存。传播性越强，死亡率越低是事实，但无论如何，任何病毒对于老年人与体弱多病的人都是威胁。 有了重点的服务对象与目标，政策的制定就有了方向，所有的物资储备与服务就有了新的任务。政策设定不能因担心有人得病，而使全民吃药，这既不效率，又不公平。 钟南山院士就在广州，或许新一轮疫情，就在广州终结。要不然，政府财政也不堪重负，经济发展与民生也有问题。 04 结语 面对未来，建立新的结构，多难兴邦。灾难都是现实的存在，能够兴邦的，都是有为的政府、组织、机构，都不躺平。 不躺平不仅是无不作为，而且是与时俱进，与实俱进，勇于探索，勇于承担，哪怕存在错误的风险，也要勇往直前。
